独孤信听出了石猛那番话中的味道，他接着说道：“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贵族子弟们长期的养尊处优，推举上去的人多是德不配位之徒，贵族门阀逐渐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导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那些长期被压抑的庶族乘机以军功崛起。他们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他们之中的佼佼者统帅军队，以武功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贵族此时虽然占据高位，却早已没了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战乱，不光是平民百姓遭殃，官僚贵族也没有好日子过。”
石猛愤愤地说道：“自魏晋以来，始以九品中正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概多以世家为主，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故自魏晋以来，仕者多世家。曹丕当年推行这个九品官人的制度，它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州郡大小中正都是由当地着名的世族或者大家族担任。九品的确定和评价，统统操纵与这帮人手中。‘门阀’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地域性与宗法性的结合，形成少数家族垄断最高权力的寡头政治。同时，由于‘门阀’的排他性，使得‘门阀’特权恶性膨胀，造成日益严重的‘士庶天隔’。《晋书》中记述道：‘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刑网峻急，风俗奢宕。’其中琅琊王氏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门阀’。‘门阀’观念形成的‘士庶天隔’，对于国家长远发展带来极大的坏处。阶级固化，社会一团死水，贫寒之士没有上升通道，社会矛盾必然加深。这些人凭着特权垄断土地所有权，占据山川林泽，形成自己的庄园经济，与普通小生产者矛盾重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且在这种制度下，家世声名是衡量身份的最高标准。只有那些祖辈有人做过大官，名望很高，而且代代相传都做大官的人，方被承认入于士族。士族中间也有差别。一般来说，族人能长期保持上品官级的，是为最高一层，称为‘右姓’、‘茂姓’。如，东吴地区的朱、张、顾、陆四族；原在北方，后跟随晋室东渡的王、谢、袁、萧四族；山东的崔、卢、李、郑四族；太原王氏家族；关中的袁、裴、柳、薛、杨、杜六族，都是右姓大族。他们不但在本地区‘郡望’颇高，而且是‘四海通望’，被天下所共认。其他大族虽然也在士流之内，但已是等而下之了。这些士族特别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永远保持自己优越的门第族望，保持政沿上的特殊地位。为了保持他们高贵的血统，他们十分讲究‘门当户对’的婚姻，只许在同等士族之间联姻，而绝对不许与庶族通婚。如果‘娇宦失类’，就会受到士族群起非难。”
杨逍对于门阀士族制度，也是多有不满情绪的，独孤信话音刚落，他就赶紧补充道：“那些门阀士族还有一种保持他们特殊身份的办法，就是编撰‘家谱’，把士族的世系源流明确记载下来，以备查老。政府命官取仕，‘必稽(查)族谱而考其真伪”，以防庶族假冒。宋、齐之后，政府往往设立专门的‘谱局’，找那些精通士族族谱的人专司其职。不熟悉谱学的人，就不能在吏部任职。于是，谱牒百氏之学竟然成了一种专门学问而兴盛起来。”
石猛道：“更有甚者，那些门阀士族为了标榜自己的特殊身份，还发展了一套繁琐的礼法。例如，当时在士流官宦中间，流行一种避家讳的风气。在这些人面前，绝对禁止说他祖辈任何一个人的名字，连声音相同的字眼也绝对不能用，必须找其它义同音不同的字来代替，否则，就触犯了门阀士族的忌讳，他们会认为对方是有意侮慢。东晋时王忱去拜访太子洗马桓玄(就是那个宣扬‘不能流芳百世，宁可遗臭万年’的桓温之子)，桓玄设酒款待。王忱因为刚刚吃过寒食散，忌饮冷酒，所以他连呼左右拿温酒来，不意却触犯了桓玄父亲桓温的名讳。桓玄感到自己受到了很大的耻辱，他又不敢得罪这位名门望族，竟在酒席上伤心地‘呜咽流涕’。要在门阀士族们的大量社交活动中，不触犯别人的家讳，这确实是很难做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世上别有用心的人不敢说是乌央乌央的，至少是大有人在，居然有人由于熟谙谱学，可以做到‘目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这也是在门阀制度盛行之时，出现的一种畸形现象。根据祖先的官职及声望，来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分别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这是不是有点过于武断了呢？难道皇帝是天生的？”
独孤信笑道：“那当然不是，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也要编一篇又一篇的谎言，来证明自己是天选之子，自己不是刘太公亲生的，是他母亲与蛟龙生的，给他父亲扣了一个大大的绿帽子。这也是他对于自己出身的一种改造，后世的门阀制度，更把出身提到台面上来了。魏文帝曹丕上台后，为了得到北方豪门望族的支持，采纳出身颍川士族的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推行‘九品官人之法’，所谓‘九品’，就是刚才石大哥所说的，选用中正官，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分别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而中正官，可以理解为选拔人才的裁判，一般由名声较好的在职官员担任，中正官员又分为大中正和小中正，朝廷下发选人需求后，中正官将各地有才学、有名气的人员总结成册，然后根据其德行、才学授予官职，在职人员则根据中正的考评予以提拔或者罢黜。理论上来说，这种选人用人的方法很不错，通过贤者选拔贤者，唯才是举，且将选人用人的权力从地方官员那里收拢到中央，有效稳固了权力基础，可谓一大进步，但就选人的具体措施而言，依然没有脱离汉武帝当年推行的察举制以人选人的主观模式，在缺乏有效监督的社会环境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