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乔不群。
不知爸妈怎么想的，居然给他们唯一的儿子取了如此糟糕的名字。
乔木，秀于灌林，注定不合群？
从小学开始，我就开始思考那个年龄阶段不该思考的烧脑问题。
大学毕业那个夏天，我独自坐在溽热难耐的蓉城街头，噙着一根老冰棍，拿目光如机关枪般扫射周围白花花的大长腿，被那些长得祸国殃民的俊秀靓女狠狠瞪眼之后，在无情无尽的自卑与沮丧中，再次想起自己的名字，脑中如放电影般回放二十多年历程，终于笃定了答案。
我那毕业于老家县城中等师范学校、后转行官场的七零后老爸，自诩胸有几许文墨，只顾期望儿子鹤立鸡群，却忽略这名儿冥冥之中注定孤独的意味，实属他当老子的臭摆，大有用力过猛之嫌。
事实亦如此。
在每个学龄阶段，我在学校结识的死党就没超过四个。
现在模糊记得，幼儿园有个羊角辫子丫头，常常跟在我屁股后头，非要追着一起玩耍，我独自玩得忘乎所以，根本不爱搭理她，如今连那个爱哭鼻子的丫头长啥样儿都不记得了。
读小学时，我这个门门考满分的优等生，却只和那个全级倒数第一名名叫崔锋的家伙形影不离，上树掏鸟窝、拉扯前排女生头发、给老师茶杯放蔗糖等造孽事儿没少干过。
初中同学中，谁也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谁，稀里糊涂过了三年，只记得长相甜美性格温柔的外语老师常常叫我去她办公室，偶尔得到一个又红又甜的苹果，被班上同学羡慕惨了。
高中期间，我在游戏厅认识了隔壁班的两个富家子弟，一个叫夏熙阳，一个叫罗光凌，迅速成为狼狈为奸的同伙，“三贱客”荣誉称号名冠襄城中学。后来，夏熙阳赴海南读大学，罗光凌考上北京某着名学院。我们天各一方，偶尔在《英雄联盟》中聚首。
我老家位于中原一个名叫襄城的地方，父亲是某镇头儿，混得风生水起，母亲则是县财政局普通干部，上班朝九晚五，日子过得平淡且自在。
四年前，他们毫不掩饰脸上赤裸裸的失望，将儿子送上前往蓉城的高铁，连句叮嘱话语也懒得说，手挽手转身离去，就像朝天上放飞一只纸鸢，就此撒手，再也不管了。
我坐在车厢靠窗位置，单手托腮，静静望着小得不能再小的襄城车站，无悲亦无恋。
我前去蓉城就读的大学不是985、211，虽是二本院校，但还是有些名气，并不似睡在上铺的胡东胡说八道那样，“他娘的，就一野鸡大学而已”。
其实，不是我读书中用，而是在高考前一周，我莫名其妙恶心呕吐不止，任由老爸动用个人资源找到襄城最好医生，也没能让我精神振作，依然一摸书就恶心，成天昏沉打瞌睡。
说来也奇怪，高考结束那天下午，我走出考场，虽然完全不记得在考卷上写了些啥，但是怪病自然痊愈，看见人群中穿着短裙子的姑娘们，又觉得自己生龙活虎了。
查分那晚，我坐在游戏室，正和夏熙阳、罗光凌如痴如迷地玩着《魔兽世界》，就连老妈打来电话也是心不在焉的，自然对她欣喜报出的“521”的分数毫不在意，“嗯嗯”两声挂了电话，继续就着耳机话筒将猪队友骂得狗血淋头。
爸妈密谋好多天，最后越俎代庖替我选择了蓉城这所大学。
我完全理解他俩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毕竟按照高三几次摸底考试成绩来看，不说清华北大，考上河南一本院校应该不成问题，可他们儿子就是这么不争气，仅勉强考取一所二本院校，而且还是外省的。
那个暑假，我几乎没怎么落屋，将老爸辛苦藏掖了十几年的私房钱挥霍一空，天天泡在游戏室，除了喝酒抽烟，还学会了打麻将。
听说四川麻将算得上国粹，今后去四川生活，怎能不入乡随俗呢？
在那个小天地拥有绝对权威的老爸气得七窍生烟，好像又没啥办法可行，只是抬头看了看比他高过半头的儿子，一脸肉疼地摇摇头，将藏钱的鞋盒丢在茶几上，倒背双手出门去。
老妈倒是个乐天派，“噗嗤”一声，笑了。
我来到蓉城，一晃就是四年。
同寝室四个家伙中，我最矮，刚好一米七，有些丢中原男人的脸。
睡在上铺的家伙叫胡东，贵州人，高我三厘米，说话腔调与四川人差不多，操着一口我们听不大懂的方言。
来自内蒙古的张水像根竹竿，又细又长，差不多一米九高，不爱笑，成天板着脸，好像谁借了他的米却还了糠。
赵孟雷是个大胖子，身高一百八十厘米，体重也不服输，常常保持在一百八十斤的水准上，像尊弥勒佛，见谁都笑眯眯的，脾气极好，当然，我们调戏他女友时除外。
四个家伙并排而立，就像wifi信号。
大一寒假，我回过一次老家襄城，其他假期，要么留在学校寝室玩网络游戏，要么伙同三位死党到处游走。
除了九寨沟，我们几乎踏遍了四川21个市州所有好玩的地方。
或许在河南吃腻了面食，我对川菜情有独钟。
乐山的钵钵鸡，自贡的盐帮菜，内江的爆炒田螺，双流的麻辣兔头……几乎尝遍，味道绝绝子。
我和胡东相对关系更近，一来个子差不多，二来口味相当，每次吃火锅，张、赵二人挥汗如雨，辣得难以下咽，唯有我俩大快朵颐，直呼爽歪歪。
我始终觉得，一个地方的文化，往往体现在餐饮上，没尝过当地特色菜，就等于没去过。
除了吃，四川女子更是一绝。
不像中原女子，川妹子长得委婉，水色极佳，只要她们不开口说话，任何男人都抵不住那份光天化日下都能激发的雄性荷尔蒙。
赵孟雷和张水对此嗤之以鼻，惹得我和胡东不得不义正严词一番苦，给予口婆心的启蒙教育。
那两位来自北方的家伙，纯粹的大老粗，只对胸大腰粗的姑娘感兴趣，真是没品没味。
话不投机半句多，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各行其是，我俩爱我们的四川姑娘，他俩喜他们的北方女子，从此井水不犯河水，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成都酒吧林立，像座座猎场。
玉林路那家小酒馆，后来被一位只比赵孟雷名字少个“孟”字的歌手一唱成名，几乎所有蓉漂者趋之若鹜，一到华灯初上，即便掏空腰包也要去坐坐。
只是，我们挖空心思，也没能见到赵雷说的那个女老板。
除了我，他们仨在不同时段不同酒吧都有所斩获，就连性格内向的张水看我的目光也透出几分怜悯，气得老子七窍生烟，忍不住挠裆，当下和裆下都很忧郁。
真不是我故作清高，更不是本人取向有问题，而是不愿将处子身付之风尘，自诩尚有几分高尚，不足以沦落于斯。
赵孟雷走马灯似的换着女朋友，从酒吧浓艳女子到清纯学妹，一个比一个胖，也一个比一个高，那厮时不时摸着淤青脸颊唉声叹气，说虽然吃着肉了，但是又挨了一顿胖揍。
我们一直深恶痛绝吃独食，定要揭开伤口撒把盐，还问他疼不疼，否则不足以平民愤。
赵孟雷一脸幽怨，说了句让我们笑了整整四年的经典语录。
“未必还能让你们摸一把不成？”
我憋住笑，一本正经地胡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的”。
那位东北大汉二话没说，当即将中原小个子狂揍一顿，我只差没跳窗跑路了。
说到读书，我们其实挺惭愧的。
四个家伙期期挂科，最后不得不采取技术手段，方才勉强通过补考。
学业不堪，家中生活费自然是“叫花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我们常常一到月末就身无分文，只能借钱勉强度日。
无论生活有多拮据，我们照常白天睡懒觉，晚上泡酒吧，喝杯廉价啤酒，然后去网吧，通宵鏖战。
后来被那个胸大腰粗的辅导员胡月月数次找去谈心，我们多少有些收敛，不过依然免不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周顶多两天去了教室。
出乎意料，瘦若竹竿的张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居然拿下了胡月月，我们大呼“胖瘦相得益彰”，从此不用担心拿不到毕业证书，然后请“功臣”喝夜啤酒，庆祝到天亮。
于是，我们又回到最初生活状态，除了不去教室上课，几乎哪里都去，啥事都干，好像读大学就只图一个“乐”字，浑浑噩噩，像流浪汉。
2016年的初夏匆匆来到，在其他同学外出实习的半年时间里，我们每天花销三十元吃住在网吧，终究还是意识到，大学毕业了。
离校之前那晚，我们买了四件啤酒，外加一把烧烤、一袋干花生米，盘腿围坐在校园那棵华盖如云的榕树下，破天荒的集体沉默，只顾拿着酒瓶往嘴里灌酒
喝到最后，大胖子赵孟雷率先破防，哭得像个梨花带雨的娘们。
我和其他两位死党各种揶揄调侃，只是说着说着，也跟着流泪了。
那晚，四个人都哭了，很伤心。
大学四年，我们像个败家子，将青春时光挥霍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