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要听板垣大佐的！
这是日本人对溥仪的唯一一个回答！
溥仪不耐烦了：“熙洽他们呢？不是罗振玉说熙洽要接我的吗？”
“这，也要听板垣大佐的。”
“罗振玉呢？”郑垂问。
“到沈阳找板垣大佐去了。现在还在讨论着新国家的问题，讨论出一致的意见，就来请宣统帝去的。”
“糟！”郑垂一甩手，愤愤地走到一边去了。
这个“君前失礼”的举动很使溥仪看不惯。不过，这时更引起溥仪注意的，是上角说的“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这可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贤二和熙洽都说一切都没问题，就等自己来主持大计了吗？
上角现在说“还在刊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溥仪提出这个问题，上角利一含糊其辞地回答道：“这样的大事，哪能说办就办的。宣统帝不必急，到时候自然要请宣统帝去的。”
“到哪里去呢？”郑垂匆匆地走过插嘴“到奉天吗？”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溥仪很生气地躲开了他们，到另一间屋子找佟济煦，问他拍来电报说“万事俱妥”是什么的意思。佟济煦说这是袁金铠说的，不知这是怎么闹的。
溥仪又问商衍瀛对这件事怎么看，他也说不鼻个什么道理来，只会叹息这地方没有“乩坛”否则，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的。
这时溥仪不知道，日本人现在正忙着。
在庙街问题上，国际形势日本处势狐立，内部对于采取什么形式解决这一问题，意见也不统一。不过溥仪已经感觉日本人对自己，已经不像在天津那么尊敬了，这个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看到的那个上角了。
这样，在一种不安的预感中溥仪等待了一个星期上角才接到了板垣的电话说请溥仪搬到旅顺去。
为什么不去东北呢？上角利一笑眯眯地解释说这还要等和板垣大佐谈过才能定。为什么要到旅顺等呢？因为汤岗子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一切也都很方便。溥仪听着也有理。这样当天晚上又搭上火牟，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顺。
在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又是在对翠阁的一套做法，楼上全部归溥仪们这几个人占用，告诉溥仪不要下楼，自然楼下的人也上不来。
上角和甘粕对溥仪说的还是那几句：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有人请溥仪到东北去的。
不过，在这里也有了一个变化，就是住了不多天，郑孝胥父子也获得了罗振玉一样的待逼，上上下下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郑孝胥脸上的郁郁不乐的样子没有了，说话的调子也和罗振玉一样了，什么1“皇上天威，不宜出头lu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舁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
又说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切人员。日本人目前是这里的主人，皇上在登极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客随主便，也是理所当然。
听了他们的话，溥仪虽然心里着急，也觉得有道理，就只好耐下心等着。
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溥仪皇上和宣统帝的，这些绞尽脑汁不辞劳苦为溥仪奔bo着的，他们心里的溥仪，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
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摩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所以才准备下溥仪这张牌他们在需要打出这张牌之前，自然要严密保藏起来。
郑、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竞争者，都想独自用溥仪这张牌去赢得日本人犒赏，因此也要用心把持着溥仪！
这样就形成了对溥仪的封锁使溥仪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
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溥仪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了溥仪和郑孝胥与日本日本人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
到了旅顺，他没有准备好，郑孝胥也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和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同时，在防范溥仪这方面，他和郑孝胥联合起来，这又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溥仪，一方面又钩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争宠的形势。
这些事实内幕，溥仪当时自然是不明白。溥仪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和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自己和别人隔开，对佟济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他们倒不怎么注意，对从天津来的要见溥仪的人，则防范得很厉害。
溥仪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shi交给胡嗣瑷，命他随后来找溥仪，命陈曾寿送自己的两位太后来来。这三个人听说溥仪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日本人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去。
两位“太后”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溥仪出了什么问题，她们拿出了那时某种女xing的本事，大哭大闹，非要去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溥仪一次，不过说好要第二天就回大连。
过了大概一个月，日本人把溥仪迁到善耆的儿子宪东的地方去住，这才让两位“太后”和后来赶到的溥仪的二妹和三妹搬到溥仪住的地方来。
溥仪本来还想让胡嗣瑗、陈曾寿两人也到自己身边来，但郑孝胥说日本人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皇上。
溥仪请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结果只准许胡嗣瑗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就要回大连。胡嗣瑗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溥仪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皇上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溥仪心里很不自在。一种狐立无援的恐惧压迫着溥仪。
因为，日本人是听郑、罗的话的，溥仪担心如果弄僵了更要吃亏，也只有安慰胡嗣瑗一下，告诉他等溥仪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曾寿到身边来。胡嗣瑗听了溥仪的话，止住了哭泣，超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向溥仪叙说了郑、罗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郑、罗二人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
其实，胡嗣瑗和陈曾寿对郑、罗的攻击，也不完全是为了溥仪。
他们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条陈”给溥仪，在痛骂郑、罗“虽秦桧、仇士良之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侮挟持一至于此”之外，总要破劲十足和焦急万分地一再说些“当兹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这类的话。
胡嗣瑗曾劝溥仪向日本人要求条件，头两条就是先恢复天津的形势，身边应有亲信二三人，这意思就是他仍要当个代拆代行的胡大军机。陈曾寿对溥仪大谈“建国之道，内治莫先于纪纲，外交莫重于主权”。所谓纪纲“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权最要者是政令必出自溥仪，总之一句话，溥仪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官。
这些纸上谈兵的人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剀官进爵的井候，显贵角sè根本没有他们的份，还是经溥仪要求，给了陈曾寿一个秘书职，但他不干，请假走了。
娓嗣瑗曾和陈曾寿表示决不做官”“愿以白衣追随左右”溥仪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也不提“白衣”了。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后来和被郑挤掉下来的罗振玉联合起来攻郑，结果没有攻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没有做成。
溥仪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
郑孝胥这时已成了日本人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和日本人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
他生怕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起，急忙地想撵陈回去。
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和溥仪匆匆忙忙见了两面，就给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不让闲人住，把他给撵走了。
天津和北京的遗老为了找官做，借口服shi溥仪跑来的还有不少人，全都给郑孝胥和甘粕正彦挡了驾。
就连恭亲王溥伟想见溥仪也逼过拦阻。只是在溥仪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再找不到借口，只好让一部分人见了溥仪，给溥仪祝寿！
当时互相倾札、你争我夺的不但有遣老，在日本浪人特务之间也不例外，得势的当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这一伙儿。
当过溥仪父亲家的家庭教师的远山猛雄，本想到溥仪身边沾光，由于不是军部系统的，最后都给上角和甘粕挤走了！
最重要而ji烈的，还是发生在郑、罗之间的斗争，这是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因此都使用出了毕生的力气。
罗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这些人的势力，对郑孝胥一到东井时的剀锁，是他的头一“招”。
他自恃有首倡“迎立”的功绩，相信只要能把溥仪垄断在手，用溥仪这张牌和日本人谈判，一定可以达到位居首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