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六月初六，第七师教官朱明秋率领一个营占领了乐山县城。
对于原官军的处置也是老办法，部队解散，其兵源经过遴选吸收一批，分别安置到武警、警察、县衙公差、保安镖局，还有的可以安置到即将建立的各种商铺、运输、工厂作坊等等，剩余的老弱病残发放遣散费，遣返回乡，他们中生活确有困难者，可以在住宅、土地等方面给予关照。
乐山的官军都是卫所兵，卫所兵就是屯田兵，是有土地的，户籍为军户。但是，明朝末年，对卫所的管理混乱，基层军官乘势侵吞兵丁的土地，致使很多兵丁沦为军官的佃户，因此，遣散卫所兵丁，是需要救助其中的贫困户的，否则他们就断了生活来源。
军官侵吞的土地，年代久远，也不好追踪。国防军又不能非法剥夺他人的财产，此外，为了稳定局面，对于军官还要从轻从宽发落，以减少阻力，所以不能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只能拨出官田，用低息贷款分配给他们。
对于军官原则上要保留其个人财产，除非行为过于恶劣，罪行严重，其他的一般不处置他们。但是，也有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是，没有反抗的举动，安分守己的做大明的子民。其二就是没有人告他的状，民不举官不究，有人告状就要以律法审理处置了。
无论军官还是士兵他们的军户户籍全部撤销，改为民户。
在明代户籍有民户、商户、匠户、军户、乐户、贱户等区别，户籍是世代相传，不能随意改变的。户籍的等级也有高低之分，在明代，军户改为民户可是提高了好几级。
朱万化对于明代的户籍制度是要改革的，但是目前只要不碍事，朱万化都没有改动他们，所以在联省范围内，各种户籍依然存在，只是联省的官府不会以户籍限制民众从业罢了。
旧的封建礼教是很顽固的，取消户籍的分类区别，就会无端的引来社会的动荡，那是得不偿失的。当前需要处理的事物太多，不能因为指端末节的小事影响大局。
我们现代的户籍平等吗？不是也有有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的区别吗？还有户籍所在城市大小的区别。同样是农村户口，青海的农村户籍与浙江的农村户籍差异太大了，拥有北京市的户籍那可是了不起的优越！所以我们不要盲目的笑话古代人户籍不平等。
乐山县城之外还有一个千户所尚未处置，因为县城已经占领，政权已经建立，有政权就要使用权利，只要派过去一个连，手持公文布告，到兵营照章办理即可，用不着动刀兵。如若反抗，则派兵镇压！
对于各个大户的私人武装，则全部勒令解散。在保安镖局建立之前，暂时允许徒手的看家护院，并且限制人数。保安镖局建成之后，可以雇佣保安镖局的镖师，所有私人武装必须解散。
这里与西康毗邻，在明代就属于边疆地区了，因此，这里受到西康的影响很大，地主、大户、士绅很多人都有私人武装，并且规模比较大。更有甚者，也有像西康奴隶主一样的领主，拥有数量不少的奴隶（就像秦良玉一样）。国防军接管了政权，当然不能允许奴隶制存在下去，奴隶主如果不能主动的解放奴隶，国防军就要强制了，敢于反抗的，必定是遭到坚决的镇压！
对于现任的官员、吏员首先要经过审查，有罪行的要依照律法处置。对于官员的审查还是放宽尺度的，可以使用的，征求本人的意见，由新官府量才录用，初期还要经过学习教育，以便使其适应新政权。其余的发放遣散费，礼送出境。因为明朝的官员全部是异地做官，只有吏员以下的才能本地录用，所以不能录用的就要返乡了。对于他们，国防军同样采用民不举官不究的政策。
乐山县还需要建立乡一级的政权，大明的政权到县一级，联省到乡一级。每个乡有三名没有品级的雇员，其中一名是警察。
县一级要建一个警察局。县级的武警是一个连，200人。
其他的就是建立邮政、银行，发行曙光币。在新开辟的曙光货币发行区，初期都是以银币、铜币为主，纸币为辅，以后逐渐向纸币过渡。
曙光贸易公司的商业网络也会随之进入，工商业、农业也必将进一步的发展，这都是后话。
乐山的水系发达，多条江河汇集在这里，并且都是水资源丰富的河流。但是很遗憾，在明代，这里是不能行船的，只有短距离的摆渡，没有长距离的航运，其原因就是江河的落差大，水流急，船只无法控制。
因此，这里的运输只能靠陆地，并且以驮马为主，能行车的道路都不多。到雅安的路是可以走马车的，但是路况不好。
眼下国防军对于康藏军的支援全靠途径乐山的陆路运输，现在占领了乐山，第一个大型的工程就是要修好这条路，因此从宜宾到雅安的公路建设会尽快开工。这条路是在原有道路的基础上加宽、加固、减小坡度，因此相对施工量小一些。
......
占领乐山之后，第七师要拿出三个营，分三路向四川全省出击，目标就是彻底的剿灭袍哥帮会。这三路是：一，宜宾、乐山的周边地区，然后向成都平原发展；二、以重庆为中心，清理东部、南部地区；三、川北地区。国防军进军汉中时占领了川北一线，并在那里形成了防线，防止西北的乱民入川，因此，川北一直在国防军的手中。
第七师的三个团，各派出一个营，或者轮换地派出一个营，包下一片区域，出兵进剿。
为了配合四川第七师的剿匪，中华日报及时地连续登载一些文章，文章不少，连续登了几期。内容的重点有四个方面：其一，剖析袍哥帮会的性质，指出它的社会危害，解释他们为什么被定性为城市土匪；其二，解释国防军在四川剿匪的策略，国防军不想伤害四川的官府和官军，但是四川的官府、官军也不能充当袍哥的*；其三，四川官府不能剿灭袍哥也是事出有因，国防军理解、体谅他们，国防军也不会把四川官府当做敌人来对待，而是把他们看做朋友、兄弟，把四川的官军看做友军；第四，宣布国防军为民除害，不得不在四川全省剿灭袍哥帮会，并希望当地官府、官军配合。
这几期报纸特意的多印刷了一些，交给第七师，让他们在四川广为散发，扩大影响。
按照陆军总监的指令，四川其他的地区就不能采用乐山的这种打法了，每次行动都要事先通知有关的官府、官军，国防军也不怕他们通风报信，不怕他们与袍哥联手对付国防军。他们的态度是否配合，就是国防军对待他们的依据，有对抗的就消灭，接管政权。听到风声的袍哥还能跑到那里去？除非上山当明火执仗的土匪，不管他们跑到那里，国防军都有能力消灭他们。
随着第七师多路剿匪部队的出动，四川的袍哥帮会就成了惊弓之鸟，四处逃窜，也有不少主动上门投降自首，以求从宽处理。主动投诚的当然可以从宽，罪减一等，基本上可以不杀头，国防军还有流放地嘛。
各地的官员们的作为就微妙了，对抗国防军，他们不敢。公开的支持又怕朝廷追究责任，于是只好默不作声，暗中支持剿匪。国防军说那一天到县城，他们就会打开城门，官军全部回营，总之就是回避了。无论城里、乡下，国防军细致耐心的清剿，对民众进行宣传，使民众认清袍哥的土匪实质，铲除滋生帮会的土壤。
国防军对待配合的官府也给予照顾，袍哥的案情牵涉到的官员、官军，只要不是过分的恶劣，都把文案移交给他们自行处理。清理了几个县之后，需要国防军直接处理的恶劣官员极少，国防军也给官府留足了面子。
但是，军事法庭的审理照常进行，处置的布告也照常张贴，该杀的当众杀掉，该做苦役的带走。
这个行动必然对四川的官场震动极大，虽然国防军打击的目标不是官员，也不会干预地方的行政，但是，在自己的辖区里，有一支军队，横冲直撞、旁若无人，当地的官员会做如何感想？首当其冲的就是巡抚刘汉儒，他们都要想一想自己的处境了。
大明律有规定，地方官与城池共存亡！但是，那说的是外敌入侵，乱民入寇！国防军既不是外敌，也不是乱民流寇，他们也是大明的官军，他们干完了剿匪的差事就撤走，不但不扰民，还为民除害！做地方官的不存在“与城池共存亡”的问题。就算是大明的忠臣，也不能说拒绝官军剿匪吧？
四川的剿匪是登上报纸的，是公开的，朝廷、皇帝都知道，那么朝廷会如何处理四川的官员呢？朝廷同情他们吗？恐怕不能。坐不坐牢不好说，他们的官帽怕是戴不住了。最低的罪名是面对国防军态度懦弱，没有骨气，丢了朝廷的脸面。
不用刘汉儒找他们，四川的官员们一个一个的往巡抚衙门跑，诉说苦衷，讨教办法。
四川的官员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一个问题——要不要加入联省？这成了他们讨论的中心话题，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除非告老还乡，不做官了。
这个话题由暗到明，就摆在了所有的官员面前。人群里总会有主动向前的，于是就有人出面联络。他们也知道四川的事情首先要过巡抚刘汉儒这一关，毕竟是军政大权独握的人物吗？
其实刘汉儒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甚至比别人更紧迫，因为他是第一责任人，所话说：天塌下来由高个子顶着，他就是那个高个子，朝廷第一个要拿他开刀。因此，他巴不得的下属们都想通了，也免了他四处游说的麻烦，正是大家一拍即合，共同投奔联省，改换门庭！
事情公开了就好办了，四川的绝大部分官员都认同了投靠联省。当然个别人总是有的，那就只能欢送他回乡了，估计这种人也不敢去南京，那不是自己往牢房里钻吗？
刘汉儒当领头人也要像个样子，他决定亲自走一遭，面见赵率教。本来应该去开封，无奈路途太遥远了，只好退而求其次。这么多的人投过去，条件总是要讲的，牵扯着这么多人的利益嘛！他们的官位还是要保住的，否则何必投靠过去？联省官员的俸禄高，大家都是知道的。千里来做官为的是吃穿嘛！
七月初一，刘汉儒从成都出发去重庆，500里的路程，初八到达，也算是日夜兼程了。
赵率教热情的接待了他，但是这个事情太大，他是做不了主的，只能电报请示陆军总监和大都督府。
刘汉儒也知道国防军有便利的通信，所以他也是信心满满的来到重庆，他知道，在这里就等于同联省督军直接对话了。
这个消息到了开封，联省的官员们都很惊喜，但是也觉得应该是情理之中。在督军府就召开了军政两方面的联席会议，共同讨论接受四川的办法，分析研究后续的问题，预测防范漏洞。
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注：明末同一个时代有两个刘汉儒，前一个是河南开封人，字文卿。后一个是直隶大城县人，字玉罍（lei），我们这里说的是后者。
---第422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