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对付乱民只是一个“杀”字。
但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抛开政治效果不谈，这种杀人的方法比招安有效，至少对某些人很有效。这个某些人，是指张献忠之类的人。
简单地说，张献忠的投降次数，用一只手，是数不过来的，两只手都未必，而且他投降的频率也很高，有时候，从投降到再反，只用了几天时间。
大体而言，当时许多乱民的行为程序是，造反、作战、被官军包围，投降，走出包围圈，拿起武器，继续造反。投降次数比较少的李自成也干了多次。
洪承畴跟杨鹤不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要彻底扭转形势，不能招抚，不能受降，只有一个办法——赶尽杀绝。
这种方式的效果相当明显，短短几个月内，西北局势开始稳定，各路民军纷纷受挫，首领被杀。
但是也仅仅能维持短暂的稳定，祸根不除乱民随时会再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崇祯四年（1631）十月，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
当时的乱民，已经遍布西北，人数有几十万，虽说其中许多都是凑人数的，某些部队还携家带口，什么八十老母，几岁小孩都带上，但看起来，确实相当吓人的。
在给朝廷的报告里，他说：
西北民变，人数虽多，但大都是胁从，且老幼俱在，并无战力。真正精壮之人，十之一二而已，击其首，即可大破之。
这意思是，虽然闹事的人多，但真正能打仗的，十个人里面，最多也就一两个，把这几个人干掉，事情就结了。在这一点上朱万化与他的策略是相同的。
所谓几十万义军，真正能打仗的，也就几万人而已，甚至只有几千人。而这几万人中，最强悍的，是三个人，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只要除掉这三个人，大局必定。
事实上，他这套理论是错误的，这三个人杀掉了，会冒出来比他们更猛的人：李自成、张献忠。杀了李自成还会冒出张自成。
洪承畴的军队骁勇善战，在他的打击下，乱民在陕西难以立足，纷纷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洪承畴随即兼管山西军务，乱民开始向河南方向流窜。
在崇祯四年，向这个方向流动的乱民已经出现，但还不是主流，直到两年之后主要的团伙，更多的乱民才蜂拥涌入河南。祸乱中原，使大明江山进入了倒计时的阶段。
崇祯六年以后，大股的乱民离开西北进入河南，有两次比较着名的战役值得一提。这两次战役有很多共同的特点，首先都是大部分乱民首领及其部队被围住了，都有哪些人呢，李自成、张献忠还有很多当时能叫得上名号的都在包围圈里，一个不少。第二个共同点是，包围圈很牢固，冲不出去，没吃的，又跑不掉了，只有等死一条路。第三个共同点是，乱民祭起了看家的本事，最后的杀手锏——“投降”！第四个共同点是，都有一个关键人物接收了乱民的贿赂，批准了投降。
慢点，投降怎么还行贿？陈佩斯的名言：“没条件谁投降啊？”到这里成了“没条件谁接受你投降啊？”。投降者向受降者行贿，有点意思，这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大特色！
共同点还没结束！第五个共同点是，投降都被批准。第六个，刚出了包围圈，立刻重新造反，造成更大面积的战乱和破坏。还有最后一个共同点，事后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不是某人渎职贪财，大明朝就过了民乱这一关了。
“过关说”却是个大大的错误观点。乱民的土壤没有铲除，依然是天灾、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造反依旧会发生。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李自成一类的人物依然会出现。所以，即便没有人受贿渎职，全歼了已知的这些民乱强人，乱民依然会出现，李自成、张献忠之类的强人依然会横空出世，围剿依然是西北的主要问题。
这两个战役的第一场发生在崇祯六年九月，地点在河南武安县（现在归河北省了）。
包围圈形成的过程归功于左良玉，
左良玉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位猛人。出生于1599年，辽东人，没有文凭，是行伍出身，一刀一枪杀出来的将军（这时是总兵）。他的部队的基础部分，是他在昌平招募的募兵。当时也是仅次于关宁铁骑的一支强军，左良玉靠着这支部队逐渐发迹，崭露头角。
但是左良玉的这支部队和左良玉本人有一个严重问题——军纪败坏。明朝的军队普遍军纪很差，左良玉的部队更差。差到什么程度？大明的百姓民众害怕他们比害怕乱民更甚，他们对民众是烧杀抢劫，*放火无恶不作。到了后来南明小朝廷时期，左良玉的部队战斗力没有了，但是作恶更甚，成了打着官军旗号的土匪。后来左良玉死了，这支部队到了左良玉的儿子的手里，他带着部队投降了满清。
在西北战场上，左良玉连续出击，屡战屡胜，先后斩杀敌军上万人，追着乱民的主力到处跑。最后，于崇祯六年（1633）九月，乱民军主力被他赶到了河南武安，不再跑了。估计是跑得太辛苦，大家跑到这里，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跑昏头了？我们有十几万人，他只有几千人，还跑什么？就在这里，跟左良玉干了！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抉择。
敌人不跑了，左良玉也不跑了，他开始安静下来，不发动进攻，也不撤退，就是对持。
对左良玉的反常举动，乱民军首领们很纳闷，但鉴于左总兵向来彪悍，诡计多端，他们一致决定等几天，看这位仁兄到底想干什么。
左良玉想干的事情，就是等几天。
他虽然很猛，也很明白，凭自己这点兵力，追着在屁股后面踹几脚还可以，真卷袖子上去跟人拼命，是万万不能地。
在乱民的配合下，左良玉安心地等了半个月，终于等来了要等的人。
根据崇祯的统一调派，山西总兵曹文诏、京营总兵王朴、总兵汤九州以及河南本地军队，日夜兼程，于九月底抵达武安，完成了合围。
对乱民首领们而言，现在醒悟，已经太晚了。
在这个包围圈里都有哪位英雄呢？据史料记载，除了知名人物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外，还有若干历史人物，如逼上路（这个外号很有觉悟）、一块云（估计原先干过诗人）、三只手（这个......）。
大抵而言，所有你知道，或是不知道的，都在这个圈里。
对诸位首领而言，崇祯六年的冬天应该是过不去了。
请大家注意，官军的将领中有曹文昭的名字，按照官职地位，这里的前敌总指挥非他莫属。依照这位老兄的性格，这些乱民，或者叫农民军的大小首领一个都活不了。因为，他和洪承畴有同样的观点，就是斩尽杀绝！但是不巧的是，皇太极来凑热闹了。
皇太极进攻宣化、大同甚急，崇祯没有办法，急调曹文昭救援宣化大同。曹文昭一走，就给了乱民首领一条生路。
京营总兵王朴成了这里的最高领导。王朴是京官，京城里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是他没见过山野里的市面，在这里他太单纯了。只知道或剿灭，或投降，反正都是胜仗，有什么区别？他不知道还有假投降！他哪里知道包围圈里的猛人，除了乱民首领的身份之外，还都是投降专业户！单纯加上贪财的王朴，救了这些首领的命。
于是行贿、投降、逃出去、再造反这老套子戏路按部就班地上演了。
由于河南的官军都集中在武安，就是河南省的最北端，还隔着一条黄河。出了包围圈的乱民，渡过黄河，大展身手，杀遍河南如入无人之境，整个河南省遭遇了空前的浩劫，同时也波及到中原其他各省，闹了个天翻地覆。
王朴的结局我们就不管了，据说没什么事，继续当总兵，这个大动乱逼出了明朝有史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地方官官职——五省总督。
五省总督的人选是陈奇瑜。陈奇瑜，字玉铉，万历年间进士。在明朝，文官领兵打仗一点也不新鲜，文武双全者比比皆是，陈奇瑜这个领兵人物却是个文弱书生，他没有拿大刀上阵的本事。但是，他有一个大大的长处，善于算计，用后世的话说，他是个参谋型的人才。
在他的指挥下，或者说，在他的算计下，四个月打了23仗全部获胜。也算得上是军事奇才了。
就是这个陈奇瑜成功地将所有的乱民、所有的大小头领，引诱进了一个圈套，一个死地，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车厢峡。这一年是崇祯七年。
而这个车厢峡也成了第二个“武安包围战”，陈奇瑜成了第二个王朴。
车厢峡谷位于陕西东南部，长几十里，地势极为险要。
所谓险要，不是易守难攻，而是易攻难守。
此地被群山环绕，通道极其狭窄。更要命的是，车厢峡的构造比较简单，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没有其他的路，连一条小路也没有，从进口走到出口，要走好几天，没有岔道。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进了里面，就等于进入了笼子。
几万乱民，就进了这条路。这几万人，是剩下的乱民的主力，胁从者早就跑散了，剩下的都是铁杆造反者，里面就有李自成和张献忠。
陈奇瑜的部队堵住了后路，还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射箭、扔石头，没事还放把火玩，玩了十几天，把乱民彻底玩残了。
想跑是跑不掉的，想打也打不着对手，只能挨揍。众头领毫无办法，全军覆没就在眼前，实在熬不住了。
使用杀手锏的时候到了。他们的杀手锏，就是投降。
所以在投降之前，必须先送钱，就如同上次送给王朴那样。于是头领们凑了点钱，送给了陈奇瑜。第一次陈奇瑜没有收，拒绝了投降的请求。
行贿的专业知识古今同理，主角不行就买通左右，总之，这帮投降专业户的行贿水平确实高，终于买通了这个生死路口。就像妖魔鬼怪逃出魔瓶一般，乱民的大小首领们从车厢峡的狭窄出口鱼贯而出，继续他们的造反事业去了。
这次从投降到造反这个过程，用的时间最短，乱民的骨干们仅仅是走出峡谷，走到开阔地，立即造反，没有一分一秒的耽搁。
朝廷大佬们震惊了！崇祯愤怒了！陈奇瑜下课了！
死里逃生的乱民首领们，为获得第二次生命欢呼雀跃，从新换发了造反生涯的第二次青春，干劲猛增，一时间中华大地上烽烟四起。并且首次出现官军的主力部队败阵的局面，这就是李自成与贺人龙之战。这一战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大明的精英们，或者叫做猛人们开始懈怠了，只要你不在我的地盘捣乱，我就消极怠工，这些怠工者中有左良玉，也有洪承畴。也有例外的，这就是曹文昭，曹将军最终战死于南阳的浙川，就是朱家办农牧场的位置。疯狂的乱民甚至刨了老朱家的祖坟——中都凤阳被乱民占领焚烧破坏殆尽。
从此以后河南再也没有安稳过，成了乱民的天堂，别处混不下去了就跑到河南来混，直到明朝灭亡。河南也就从富庶的中原大地变成了赤地千里。
与河南有关的，对乱民的主要战役就介绍到这里。与本故事关系不大的全部从略。
---第184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