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猛道：“他们不是反对科举考试，是反对那些贫苦人民经过自身努力，在科举考试这个平台上一朝成名，与他们并立朝堂而已。反对科举制度的人，大部分都是世家大族或者权贵。”
独孤信道：“石大哥说得有道理。对于历朝历代的皇帝来说，科举考进士是好不容易才有的制度创新，行之有效，所以当然不可能采纳郑覃这样的激进建议，所以唐文宗当时回答说：‘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李德裕更是对进士科上来的官员十分轻薄，且对他们的意见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没什么真本事、真学识，仅仅是运气好而已。李德裕上奏说：‘国家设科考试，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这些科举进士，考试前通过各种关系，巴结、疏通当代朝官与名流，想各种办法自我夸耀，一旦中第，又去主考官那里登门酬谢、私下联络，而且同一科中第的举子们，又呼朋引伴，结为挚友，跑去曲江边上喝酒放纵，所谓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过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将来出来做官，这些人又凭借着座师、同科这样的复杂社会关系，在朝堂之上沆瀣一气，联手把持朝政，把整个朝堂气氛给搞庸俗化了。”
杨逍问道：“难道他们那些通过‘门荫入仕’而忝列朝堂的人，他们都是君子，他们就不庸俗，他们不结党营私？”
独孤信道：“他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李德裕字文饶，出身以经术礼法为家学的山东旧世族赞皇李氏，是元和年间宰相李吉甫次子。他一生历经德宗至宣宗八朝，主政期间主持多种重要国策：朝中打击宦官势力，调整科举制度；朝外削弱藩镇势力，并加大边关守备，有效防御了回鹘的入侵。后人评价他：‘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远过裴晋公，错综万务、应变开阖可与姚崇并立。’李德裕在父亲李吉甫的影响下，年纪轻轻便‘有壮志’、‘苦力于学’，他尤其精通《汉书》与《左传》。按照常理，年轻人有这样的才华应该参加科举考试，接着金榜题名，同其他中举者一样‘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可他偏偏对科举厌恶，把与诸生一同参与科举视为耻辱。李德裕对科举的厌恶，也来自于父亲的影响，李吉甫认为进士科试题过于浮华，不切合实际。李德裕早年对科举的看法，为他以后改革科举制埋下了伏笔。
唐宪宗元和八年，李德裕因父亲的关系得以恩萌，补为秘书省校书郎。同年，性情耿直的李德裕为避嫌，而辞去校书郎一职，辗转于多名节度使幕府充任幕僚。这一年，他在长安见到好友王起，并写诗相赠：‘共怜独鹤青霞姿，瀛洲故山归已迟。仁者焉能效鸷鹗，飞舞自合追长离。梧桐迥齐鳷鹊观，烟雨屡拂蛟龙旗。鸿雁冲飙去不尽，寒声晚下天泉池。顾我蓬莱静无事，玉版宝书藏众瑞。青编尽以汲冢来，科斗皆从鲁室至。金门待诏何逍遥，名儒早问张子侨。王褒轶材晚始入，宫女已能传洞箫。应令柏台长对户，别来相望独寥寥。’穆宗继位之后，李德裕因早年就被当时还是太子的穆宗赏识而委以重任，‘凡号令大典册，皆更其手’。穆宗继位之初，‘怠荒于政’，于是很多皇亲国戚想趁此机会干预朝政，以权谋私。李德裕对这种现象恨之入骨，向皇帝进言道：‘旧制，驸马都尉与要官禁不往来。开元中，诃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无佗材，直泄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请白事宰相者，听至中书，无辄诣第。’后来，李德裕建议科举以经术为重，进士科以经籍出发讨论现实问题为主，删去诗赋等浮华却不务实的题目，李德裕这个建议并非看不起诗赋，他本人也是诗赋大家，但是科举是为官府选拔人才，过分追求诗赋的华丽，只会让人远离现实。当时，礼部将进士的名单是要呈给中书省复查的，先将名单交由宰相过目，宰相同意后便可放榜。李德裕认为此举有增加流言的可能，也可能造成榜单的篡改。于是他下令进士榜单无需宰相审核，直接放榜。”
杨逍道：“这不是很有见地的措施吗？果真按照李德裕的建议实施下去，实现大唐中兴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石猛道：“就算他李德裕能力再强，也是牛李党争的当事人，就像司马光和王安石，单拿出来都是千古名臣，放在一起就是亡国祸首。”
独孤信道：“李德裕的确是很有才干，缺点是朋党之见太深。其实平心而论，从其科举改革的举措来看，他所针对的并不是朝廷的科举制度，而是进士的浮薄、朋比之风。主观上出自于国家科举用人的务实和公正，为国家选拔了一批务实型人才，也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视角和胸怀。据史载:“‘卫公既贬……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可见李德裕为广大孤寒开路，绝非虚誉。批评李德裕的声音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党争误国，而是施政激进，得不偿失。就连司马光也不能免俗，他在《资治通鉴》中也说：‘会昌六年四月甲戌，贬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为忠州刺史，弟京兆尹、权知府事薛元龟为崖洲司户，皆德裕之党也。’”
杨逍此时却插话道：“我记得李德裕认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
独孤信道：“李德裕本人虽无意党争，但却因此被认为是李党的首领，同时也为牛党的打压提供了重要砝码。大中元年，唐宣宗即位之后，牛党党魁白敏中借李德裕失势之机，指使吴湘的兄长吴汝纳控诉李德裕与李绅结党营私，枉杀吴湘。因此，当时已经被贬谪出朝的李德裕再次遭贬。同年十二月，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第二年九月，李德裕又被贬为崖州司户。第三年十二月，一代名相李德裕在崖州郁郁而终。世人多说李德裕因‘牛李党争’失败而被贬死他乡。但攀附权宦、无所建树的牛党能以胜利收场，而特立不倚、恪守公德的李德裕虽佐武宗创中兴之局，却背负污名而终。这不仅是晚唐时期皇权衰落、大唐王朝走向末路的无奈，也是李德裕自身的性格缺陷所致。他私德失守，授人以柄，最终使自己以悲剧收场，集清名与污名于一身。正如时人所言：‘德裕所与者多才德之人，几于不党。但刚强之性好胜，所怨者不忘，所与者必进，以此不免朋党之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