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信不求封赏，不居功，更不邀功，这样的心态杨逍不明白，更不认同。其实杨逍最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都已经成功了，还不肯接受封赏。
独孤信心中所想的“功成身退”，是先要“功成”然后才能“身退”，他不仅不反对建功立业，反而十分崇尚去建立个人的丰功伟业。
如果没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没有救世济民的宏伟抱负，那不过是浑浑噩噩随波逐流，无所谓仕进也无所谓退隐。“身退”是以“功成”为先决条件，“隐居”是以“出仕”为逻辑前提。这才是独孤信的高明之处。
独孤信并不是一味地提倡自己“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管是在朝为官还是循迹江湖，“爱民治国”是他人格的精神支柱，为贪图私利而做官固然可耻，为个人清高而隐居也不值得推崇，李白说的好：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意！
说说“功成弗居”“功成身退”很容易，但是要真的做起来可不那么简单。要做到功成身退，首先就得无私无欲，是以天下为重而不是以个人为重。独孤信能够说出来，必然他一定会做出来。因为他的脾气秉性与大侠郭靖实在是太像了，一口唾沫一个钉，答应的事情、承诺的事情一定不反悔。
实际上“功成身退”，典出《道德经》“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当功业已成，誉满天下，老子告诉世人，急流勇退才是天道。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与其保有太多自己守不住的身外之物，患得患失，不如让它们自然流逝。
老子认为，功名富贵，它高让它高。从古自今，哪有不消失的功名，哪有不消失的富贵。它们从贫贱之中拔地而起，又从富贵之巅轰然倒塌。
功名富贵和万事万物一样，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不宜强求。持而盈之，讲的是器量，水超过了杯子的容量，自然要满溢。
一个人争来抢去，不如先提高自身的器量。器量够大，能拥有的自然多了。反之，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锋芒太露，锐势就难以保持长久。
如果持而盈之讲的是器量，那么揣而锐之，则是器量的限度，功名财富一多，必然显露锋芒，就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一个人，器量再高，高不过天，心胸再厚，也厚不过地。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道德经》并不反对人持有财富，也不提倡刻意让人过清苦的生活。但是你能守住的财富，只能是你的容量之内的东西，而超出的部分，就不是你想掌握就能掌握的了。
当范蠡与勾践灭吴国以后，范蠡也选择了急流勇退，因为他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而他身为布衣，经商积攒了万贯家财受到齐王赏识，他又将家财散给知己与老乡，再次离开。
而和范蠡同为开国元勋的文种，已被勾践赐死，做人，要有开拓的本事，更要有善终的智慧。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为什么会有“为富不仁”的说法呢，其实那是因为富贵之人，他的自我认知的高度和姿态，是随着他的功名财富而逐渐拔高的。只是他们在那种高度上，做出了让人觉得高高在上的反应而已。
所以最好的境界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这种状态是自然界最好的状态，“求缺惜福”，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与其说独孤信现在考虑“功成身退”，是为以后打算，不如说他把人世间的人情冷暖、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等等阴暗面看透了，正是因为他看透了人性，看惯了世情，他才会泰然处之。
历史上有一些人，即使经历过了背叛和利用，真相太过于戳心和粗暴，他们却依然能够坚守自己为人处世的底线和原则，这一点已经让很多人难以望其项背了。
他们遇到朋友背叛、家人离散之时，也非常淡定，有这样几句为背叛自己的人开脱的话，发人深省：“若是我因为没有被选择而心生怨恨，那这世间，岂不是有太多不可原谅之处，毕竟谁也没有责任要以我为先，以我为重。无论我如何希望，也不能强求。”
在遇到朋友背叛自己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不是想着怨天尤人，而是为朋友着想，想他们为什么会在权衡利弊时放弃自己，想他们有什么难言之隐……朋友之间若不能交心，若不能以诚相待，那么这朋友不做也罢。
话虽如此，我们在听每个道理的时候无一不是恍然大悟，可明白和能做到是两回事。不是每个人都放得下事情，也不是每个人都放得下情绪的。谁也不能轻易做到把自己曾全心全意交到的朋友，一念之间彻底磨灭。
所以道德经里的那几句经典论断，值得所有人重视：“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无论自己为别人做了多少事，立了多大的功劳，都赶快忘记。如果自己总是记着这些，总是希望别人感谢自己，对自己是一种摧残。如果总是提醒别人不要忘了自己的恩情，不要忘了感谢自己，对别人又是一种摧残。
“大恩如大仇”说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小恩小惠倒没什么，施之者如沐春风，受之者吹面不寒，倒显得一团和气。
而大恩则不然，施之者居高临下，受之者心有戚戚，均知恩重如山报之不易，长久以来，则成为双方的负担。
但凡朋友往来，谁不希望人敬一尺？起码也要平等，谁愿意见一个自己先矮三分的故人？受人大恩的感觉，大抵如此，避大恩人有如避大仇人。
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可是如果你暂时，甚至是永久都拿不出涌泉，哪怕是滴水去回报，则又当如何？
那时，只有无颜相对，避之惟恐不及，有恩难报的压力，低人一等的心理，转化为怨恨自然毫不足奇，阴暗一点的，甚至希望恩人在自己眼前永远消失，于是大恩即成了大仇。
古之高风亮节之人，施恩不望报，常常举家归隐或远迁，以免相见之时双方尴尬，其实，这些畅晓世情的通达之辈，此举名为避世、实乃避祸，深得“大恩如大仇”之三昧。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何尝不是“大恩如大仇”的体现。遇到难以封赏或者是功高盖主的人，帝王们也非常难为。如果遇到识趣的，他们自觉地归隐江湖，与世无争，至少可以相安无事。
如果遇到那些不开眼的，那只能是另当别论了。或者是从肉体上消灭，或者是强制他们远离权力中心。汉高祖刘邦“剪除异姓王”是这样，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也是这样。
独孤信坚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的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是一定要建功立业的，可是这功劳、这利禄，完全都是过眼云烟，千万不能留恋。要成为张良和诸葛亮那样的人，就一定要洞察一切。
诸葛亮在离开隆中时，曾经嘱咐弟弟诸葛均，一定要照看好隆中的房舍与田地，待他功成名就，便回来躬耕陇亩，做一介乡野村夫。只是后来事情的发展没有按照隆中对策来，让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归隐田园最终也没有实现。
独孤信一生最钦佩的就是张良与诸葛亮，淡漠名利，豁达开朗，却以天下为己任，这样的年轻人世上少有，才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