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与苏轼的关系亦师亦友，如今正教授北京国子监。
我们前面说过，此人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既是李公择的外甥又是孙莘老的女婿。老李与老孙又都是苏轼的老朋友，所以说，黄庭坚与苏轼的结识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宋朝的北京就是大名府，宋仁宗庆历二年，为了抵御辽国南侵而由宋仁宗钦定大名府为北京，升大名府为北宋的陪都，也就是北京大名府。
黄庭坚的学问文章，天成性得，于诗尤高，其书法方面的造诣颇深，且自成一家。苏轼在外界对于他的推扬汲引，如恐不及。
苏轼最初是在孙莘老座上见到了黄庭坚的诗文，当时就非常惊奇，认为不是当代人所作。后来，在济南拜会李公择时，看到了黄庭的更多的诗文后，才对于此人出群超众、不着尘埃的超然物外之气，有了更深的了解。
进入溽夏，黄庭坚寄来了自己的《古风》二首，适逢苏轼的家人有人卧病在床，所以也一直没有回复。直到秋暑之时，苏轼才将黄庭坚借物寄情、深得古人意旨的《古风》 二诗郑重拜读，并且以自己不算是古诗人为名，较为谦虚地唱和了两首寄回。
苏轼此举也许是率性而为，我们知道，每逢“诗逢知己”之时，苏轼往往会无所顾忌地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次也不例外。
坏就坏在这种“率性而为”上了，苏轼的这两首所谓的仿古风之作，又被不久后的“乌台诗案”给盯上了。
在《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诗中有“佳谷卧风雨，稂莠登我场。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被指为是讥讽当今的小人都胜过君子，如稂莠（稂和莠,都是形状像禾苗而妨害禾苗生长的杂草）之夺嘉谷（古以粟为嘉谷）。
而“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兹时不少暇，俯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岁终一尝。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被指为讥讽那些朝中新进的小人，就像夏月时的蚊蝇纵横，而到了秋凉时节就会偃旗息鼓、自生自灭。
把黄庭坚比作是蟠桃，再把自己比作是桃李，又借《诗经》中的“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都是些小人。
不得不说，按照现在的说法，苏轼的“低情商”确实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成都华阳人范祖禹（字淳甫）给苏轼寄来了自己的诗作，这让苏轼非常高兴，连忙唱和了一番回寄。
范祖禹的叔祖为范景仁，因此，他也算是一个官二代。
中国史学界有“三范修史”的佳话，“三范”指范镇、范祖禹、范冲，均为着名史学家。苏轼与范祖禹是老乡，同时，范祖禹的叔祖范景仁对于苏轼兄弟那是极力地推崇与喜爱，所以苏轼与范祖禹的关系一直就很好。
其时，范祖禹正在洛阳协助司马光编着《资治通鉴》，同时也在编写自己的着作。范祖禹曾任着作郎兼侍讲。在讲筵上，他常常言简意赅，无一长语，苏轼称他为讲官第一。
据说，范母是梦见邓禹（东汉开国名将）来到自己身边，随即就生下一个儿子，故取名为“祖禹”。司马光老先生也很喜爱范祖禹，本来范祖禹的表字为梦得，司马温公将其改为淳甫。
范祖禹的来诗中，将苏轼与唐时的张建封、李光弼作比，在苏轼给范祖禹的和诗中，有“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句，意思是说，我虽然比不上你说的二位，但不至于像吕布那样低首下心，三易其父而作三姓家奴的。
其时，由于范祖禹正在洛阳司马温公处，所以苏轼才故意对范祖禹开了这样的玩笑。
京东东路转将官梁交，被除知莫州（今河北任丘北鄚州镇），由欧育接任。能从一名武官提升为一州之守，也算是天大的好事。
在苏轼眼里，这位梁左藏不仅是位好哥们，还是能“上殿云霄生羽翼，论兵齿颊带风霜”，一派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军风范。于是，苏轼作了首诗，外加一首《浣溪沙·彭门送梁左藏》为之送行。
送走了梁左藏，就传来了胡允文病逝的消息。
胡允文，字执中，年轻时就曾师从过苏老泉，直到苏轼到了凤翔府，才第一次见到了胡允文本人，此时的他任凤翔府下属天兴县的县令。
后来胡允文无故被罢黜，再到苏轼任徐州知州时，胡允文的小儿子又在徐州府任刑狱司掌书记，胡允文又跟随儿子来到徐州居住养老，与苏轼再次有了交集，两家可谓是家族的世交。
胡允文之子叫胡掾，字公达，时为徐州狱掾。父亲亡故，按当时的惯例，小胡要扶柩归乡进行丁忧。“节义古所重，艰危方自兹。他时着清德，仍复畏人知。”这是苏轼为小胡送行时勉励他的诗句。
好在这位小胡能够竟不负众望，在后来的峡州州守任内，颇有政声。
铁面御史清献公赵拚之子赵矶要赴两浙路永嘉郡的温州通判任，而他父亲赵拚目前正在杭州知州任上。因此，小赵按照孝道，要先去杭州觐见自己的父亲。
从京师南下经过南都时，苏辙为之作诗送行，到了徐州，苏轼又次韵苏辙的诗，为小赵送行。
送走了小赵，苏轼将次韵黄庭坚的《古风》诗书写了一下，寄给了好友王巩，让王巩也感受一下黄庭坚深得古人意旨的诗词之美。
元丰元年（1078），八月十二，徐州的黄楼落成，同日，苏轼的长孙也呱呱坠地。
苏轼长孙的乳名叫楚老，长得白白胖胖，苏轼以为“体甚硕重，决可以扶犁荷锄”。隔辈亲的喜悦一时于苏轼的心间弥漫开来，按照苏轼早先的设想，其孙辈皆以竹名，意思是名字都取与竹子有关的字眼。
本来嘛，“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苏轼，对于竹子那是情有独钟的，这位长孙于是就被取名“箪”，意指古时候盛饭的圆竹器。
次日，带着喜悦的心情，苏轼将朝廷为钱氏家族修建的《表忠观碑》碑文书写了一遍。
这年中秋，擅作中秋词的苏轼抬头望月，不免优思顿上心头，这六年来只有去年与弟弟子由在一起，“六年逢此月，五年照别离”。
想到这，苏轼随手就作了《中秋月》三首寄给了子由，同时，还把苏辙此前所作的《中秋见月和子瞻》又唱和了一遍。
后来，有评论家称，两位苏公中秋在徐州的唱和诗，那首七言的诗“可拍谪仙（李太白）之肩”，而那三首五言诗，“清丽者似鲍（鲍照）庾（庾信），闲杂似韦（韦应物）柳（柳宗元）”。又称，前人中秋之作多矣，至此一洗万古而空之！
事后，苏轼又将自己这三首《中秋》诗，连同少量的建州茶叶和兖州所谓墨块，一同寄给了二堂兄苏不疑，，以致思念之意。
张方平之妻永嘉郡夫人马氏亡故，苏辙以兄弟二人的名义，为师母大人做了祭文。
马夫人是河北大名人氏马绛之女，其父马绛初入仕途时，以秘省校书郎，出任婺州义乌知县。
马绛到任后曾打开县衙大门，凡是打官司的人都可以直接进入庭堂，马绛给他们辨别是非对错，并乘机用道义教化勉励他们，百姓都服从判决而离开，从此再没有再告状的了，社会安定，太平无事。十年以后，父老乡亲中还有称赞马绛的。
到了九月，徐、沂等三州的士子都来到“房、心二宿相交”的徐州参加乡试，考场就设在黄楼之上。
这一天，秋高气爽，水落石出，黄楼上贡品无数，灵龟居于前列。
这完全是按照古礼进行的一次选士的盛典，先是乐曲三奏，取《诗经·鹿鸣》之义。京东路的长官前来劝勉，乡先生居于正位，主考官由孙勉（孙觉之弟）、顿起担任。
此次考试，在苏轼的全力操持之下，办的是有声有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令人不解的是，自从此次考试后，顿起这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未有相关的文字记载出现在苏轼的一切文集中。
过了些时日，张方平的女婿、老朋友王巩自南都来。
王巩带来了岳父张方平的近作《乐全堂杂咏》，让苏轼在卷尾题诗。王巩过南都时，苏辙给他写有送行诗。
苏轼拿到恩师的诗集后，逐一细细地拜读后，在卷尾恭敬地题了诗。
之后，苏轼又在封好的诗集封面题下：“上还宣徽太尉丈丈，表侄蜀人苏轼谨封”，让王巩收回后交于恩师。
苏轼给恩师题下的五言长诗，旁征博引，谈古论今，着实是展示了自己的学识及实力。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此时“诗逢知己”的苏轼，又犯下了一种所谓“口不择言”的禁忌。
“人物一衰谢，微言难重寻。殷勤永嘉末，复闻正始音。清谈未足多，感时意殊深。”被指苏轼借晋元帝时卫玠初过江左，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说苏轼是想表达说如今人物衰谢，不经意间见到了张方平文章之才气，以此讥讽当朝风俗之衰薄。
“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风琴。荒森蜩蚻乱，废沼蛙蝈淫。遂欲掩两耳，临文但噫喑。”被指苏轼自称少年有志，欲和天子的熏风之诗，又见当朝学者皆空言无实，文字杂乱，故以荒林废沼比朝廷新法屡有变更，事多荒废，致风俗虚浮。当朝学者出语荒诞，如蜩蚻之声乱，赶紧掩耳不与论文也。
最后的“萧然王郎子”、“云见浮丘伯”被指是借王巩比王子，以“浮丘伯”比张方平。“愿公正王度，祈招继愔愔。”被指苏轼劝张方平勿为虚言之诗，应当多作像祭公谋父作的《祈招》之诗那样，能讽喻朝廷得失的诗作。
走笔至此，笔者都有点头大了，一首师生之间的赠诗，竟然衍生出这么多的歧义来。孰是孰非，这么多年过去了，其本意如何，那只有去问一下始作俑者——苏轼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