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1069）六月二十七，朝廷下诏举荐谏官。
诏命一下，张方平就忙碌开了。经过老张的一番绞尽脑汁的筛选与斟酌，还真为圣上推举了两位：
其一为时任尚书刑部郎中的成都华阳（今已并入双流县）人李大临（字才元），论年龄年长苏轼二十七岁。老张对他的评语为：识蕴纯深，风举冲远。（文绉绉的，意思不外乎此人优秀哩不能行。）
其二为时任殿中丞直史馆的苏轼，这就不用细说了，我们来看看老张的评价：文学通博，议论精正。还行，说实在的，老张的这些个评价还是极有水准，甚是客观公正的。
只可惜，有着王安石先生的加持，这两名人选均名落孙山，一时间也让张方平他老人家开始怀疑起自己那自以为独到的眼光了。
七月二十二，时年五十岁的河南府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缑氏镇）人李育（字仲蒙）病故。老李的儿子差人来求告苏轼，想让苏轼给写一篇哀辞。
老李为官清廉，家境贫寒，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不幸的，但又可以说是万幸的。因为，此人与苏家的渊源，使得他的大名因为苏轼的手笔而青史留名。
老李曾以司封郎、直史馆之职担任过歧王府记室参军，晚年还曾任职凤翔府，以经学辅助长官，与苏轼的任职范围有过交集。
况且老李学识渊博，精通毛氏《诗经》和司马迁的《史记》，对人非常友善，即使别人对他不恭他也绝无报复之心。苏老泉初入仕时是在太常寺任职，其时老李为太常博士（太常寺里面掌管祭祀之事的官员，正七品），老李与苏老泉朝夕往来，十分友好。所以说，李育这个人与苏家可谓是世交了。
对于老李儿子的请求，苏轼可以说想都不用想就答应下来了。
过了三天，王安石一手编写的《英宗实录》书成（从文史知识方面来讲，王同志完全有此实力），由曾公亮呈给了圣上。
熙宁元年（1068），在曾公亮的提举下，王安石本来当时已经进入翰林院，但老王还是毛遂自荐地要亲自完成此书的修撰，且不需要专门配置办公室，最终竟凭一己之力成书三十卷。
就连苏轼阅后也曾对别人大赞曰：此书“词简而事备，文古而意明，为国朝诸史之冠。”
王安石这个人是多面的，总的说来，他外在邋遢，政治激进，用人不当；但却能文能武，品行高洁，以至于在激烈的变法运动中得以善终，这堪称是古今中外变法史上的例外与奇迹。
王安石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樟树)，生活在地方官宦家庭，也属于是个官二代。
此人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而且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他的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应该是好的，这一点从他年少时期的这些志向便可以看得出）。
但王安石的变法运动无疑加剧了党争，造成北宋的国力消耗。另外凡是反对王安石的官员，都被贬或者流放，此举持续了几十年。新旧两党若是相互监督和促进，那是好事，但如果是你死我活，那就是国家的不幸了。
就在王安石充任地方官吏时的仕宦初期，他还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间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所以他对北宋中期隐藏的社会危机有着理性的认识，使得他“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宋神宗继位后，开始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随即又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以及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熙宁元年（1068），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开始兜售他的主张变法。获得神宗青睐后，于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为指导变法的实施，王安石还专门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也可说是另有所图的爪牙或鹰犬），参与制订新法。
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取士。废明经，设明法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可惜的是，在工作方面，王安石忽视执行方法重要性，不搞调查研究。身为宰相，提出改革方向虽好，事实上历史每次变革出发点都是好的都好，但执行措施失误，用人不当，这可都是大忌，这样重要的事王安石居然都意识不到，甚至常常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
但在工作之外，王安石却又是一种多面的形象。
他推崇类似于今天的“极简”生活，自觉转向一种精神层面的追求。宋人时评：“王荆公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有择，自少时则然。”
“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他不喜洗沐，由于常年很少换洗衣服，以至于上面长满了虱子。有一次，就在王安石面见宋神宗时，有只调皮的虱子竟然爬到了胡须上，宋神宗看到后也忍不住笑出了声。
王安石虽然对个人卫生不甚讲究，对待工作却很讲究。
王安石二十六岁时就出任了鄞县知县，刚走马上任的他，并不熟悉鄞县的地形。于是，他俯下身子向当地老农请教，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十几天就行程数百里，实地勘察当地民情和地理，并沿路劝导农民拔除葑草，疏浚湖泥，砌筑堤堰，措置碶闸，还因此成了公认的水利专家。
青黄不接时，他顶着压力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了当地百姓的饥荒与困苦（注意了，这种成功案例给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底气，也是新法推行的滥觞与渊薮）。
王安石一生严格自律，志行高洁，他坚持“非吾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在品行操守上极为讲究。难怪黄庭坚在《跋王荆公禅简》中，称他为“一世之伟人”。
在对待学问研究（特别是炼字）上，据说“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王安石也是改了十几次才确定下来。当初他先用“到”，又改作“过”，再改作“入”，“满”等都不合意，修改了多次后，最后选定了“绿”字。
尽管他把北宋政坛上闹得是天翻地覆，但其家里却是一派祥和：他只有一个发妻，从未纳妾，在一夫多妻的古代社会里，这种情况似乎有点另类。
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其实也是较为复杂的，简单说来，可以说是亦敌亦友。
说到苏轼的政敌，最难说清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苏轼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以及他所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苏轼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的领袖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也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佑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欧阳修曾就试图将王安石介绍给苏洵，而王安石也乐意结识苏家父子，但是苏老泉却拒而不纳。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时，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有个性）。
其实，苏轼起初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苏轼对王安石的文才还是非常赞赏的，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甚至认为该书是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苏轼对王安石喜好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
熙宁二年（1069），苏轼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
同年，苏轼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苏轼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苏轼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
王安石回答说苏轼是“邪险之人”，还说治平三年（1066）苏轼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人所共知，所以苏轼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轼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
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轼，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乌台诗案，这是苏轼一生的拐点，由于苏轼得罪了朝廷中的另一个敌对人物，而被锒铛入狱，很多熟悉的好友都躲避着他，更不用说去救他了。而此刻，与他曾经在朝堂上争论的王安石，虽然已经是没有权势了，竟然赶赴京城，前往相救。
同样，苏轼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王安石去世后，作为中书舍人的苏轼，还为其撰写了《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二人关系的不一般。
王安石变法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了，但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是不容诋毁的，俨然配得上“唐宋八大家”的称号。有人认为王安石的文学方面不如苏轼，那么王安石为何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呢？
关于“唐宋八大家”阵容的组成，元末明初的朱右（字伯贤，自号邹阳之，临海章安人）首先选了韩愈、柳宗元等八位唐宋两代文学家的文章，其中欧阳修、苏洵父子三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
其他六位文学大咖对散文的贡献是巨大的，被排在第一梯队无可厚非。王安石和曾巩二人看似出名的文章不多，但他们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不容小觑的。
很多人认为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不如苏轼，是因为苏轼所作的诗词佳作太多了，而王安石出名的词作品较少，但从散文天赋和成就上对比二人，王安石是不输于苏轼的。
但从《古文观止》中收录的二人代表作来看，王安石和苏轼二人都是多点开花，议论文、游记、碑文、书信类都有记录。
他不仅能写出《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还会写出《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样的诗句，其所着的《伤仲永》还被我们今天的人教版初一下册课本中所收录。
因此上说，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王安石的诗歌造诣也很深，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其词作虽不能闻名于世，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其中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共开豪放词之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