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千古谏臣的楷模，也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他一生三次易主，辗转于不同势力之间，积累了深厚的政治阅历。他刚正不阿，面对皇帝的决策，总能据理力争。无论是国家制度的构建，还是对外政策的制定，他皆以犀利言辞剖析利害。他的谏言如同一剂良药，虽苦却利于国家治理。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一面明镜，也是贞观之治的关键人物。
他就是影响大唐盛世的巨鹿骄子——魏征。
魏徵，字玄成，巨鹿郡下曲阳县（今河北省晋州市鼓城村附近）人。唐朝初年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唐太宗李世民重要的谋臣和谏臣。
公元580年，北周大象二年。魏征出生于巨鹿魏氏这一名门望族。其先祖魏歆博洽经史，在汉成帝时期官居巨鹿太守；曾祖父魏钊仕于北魏孝文帝，被授予建忠将军；祖父魏彦则在北魏孝明帝时期官拜骠骑长史；父亲魏长贤，早年在北齐朝廷担任着作左郎，然而因上书讥讽朝政，被贬为上党屯留县令。
魏征年少时，父亲便不幸去世，由于他不善经营家中产业，家道逐渐衰落，生活变得颇为困苦。即便身处这样落魄潦倒的境地，魏征却胸有大志，一心向学。他喜好读书，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尤其喜好纵横之说。《旧唐书·魏征传》记载：“徵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这份学识与志向也为他后续踏入仕途、施展抱负埋下了伏笔。后来，为了维持生计，魏征选择出家做了道士，可他那颗入世之心从未熄灭，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学，在这乱世之中闯出一片天地。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英雄豪杰纷纷崛起，局势动荡不安。在这样的背景下，武阳郡丞元宝藏起义响应瓦岗李密。这个时候，魏征前去投奔了元宝藏。李密每次收到元宝藏送来的文书，都会对其文采称赞有加，后来得知这些文书皆是魏征所写，便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召见魏征，任命他为元帅府文学参军，负责掌记室相关工作。
魏征感激李密对自己的赏识，一心想为李密出谋划策，壮大瓦岗势力，于是献上十条密策。这些计策皆是魏征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从战略、战术以及内部管理等多方面为瓦岗的发展规划了蓝图。可惜的是，李密却并没有采纳魏征的这些建议。
公元618年，隋大业十四年。王世充转攻洛口，被李密击败。当时魏征敏锐地察觉到了瓦岗军存在的隐患，他向李密的长史郑颋献策称，李密虽然多次取得胜利，但自身损兵折将过多，而且瓦岗并没有府库，将士们即便立下战功也无法得到相应的赏赐，长此以往，作战士气必然会受到影响。所以，他建议不如加固深沟高垒，与敌人相持，等到敌人粮草用尽，便可不战而退，届时再追而击之，这才是取胜之道。并且，东都的粮食用尽后，王世充无计可施必定会决一死战，而穷寇往往难与争锋，所以不宜与其交战。但郑颋却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老生常谈，并未将魏征的建议放在心上。魏征见自己的良策不被重视，觉得李密等人目光短浅，一气之下，拂袖离去。
后来，李密轻率出战，果然遭到惨败，魏征也跟随李密归降李唐。
魏征归降李唐后，却未得到唐朝的重用，依旧只能等待一个能够真正赏识他、让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当时，李密原来的部下李积占据着李密原来管辖的领土，东到大海，南到长江，西到汝州，北到魏郡。 李密投降李唐后，李积不知何去何从。魏征见状，便毛遂自荐，请求前往去说服李积归唐，于是他被授予秘书丞赶赴黎阳。经过魏征写信劝导，李积决心归唐，并开仓运粮，接济淮安王李神通。
不久，夏王窦建德率军攻打相州，李神通抵挡不住，转驻黎阳，又被窦建德击败。魏征、李神通、李积等人都被窦建德俘虏。窦建德也看出魏征很有才华，于是起用魏征为起居舍人。
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唐高祖李渊派秦王李世民率军攻打王世充，窦建德率军支援王世充。五月，李世民击败窦建德，并将其生擒，魏征也随裴矩来到长安，实现了二次归唐。太子李建成听闻魏征的名声，请他担任太子洗马，礼遇甚厚。《旧唐书·魏征传》记载：“隐太子闻其 名，引直洗马，甚礼之。”
魏征也是尽心尽力辅佐太子李建成，他见秦王李世民的功勋日益见长，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便劝说李建成应尽早巩固自己太子的地位，并积极地为其出谋划策。
当时刘黑闼在山东作乱，李元吉前往镇压却遭遇失败，魏征审时度势，建议太子李建成向朝廷请战，由自己去平定刘黑闼。他向李建成进言，如此一来既能立下军功，同时还可以结交山东一带的豪杰，使太子的地位更加稳固。李建成听取了魏征的建议。
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魏征跟随太子李建成前往山东，采用招抚的政策，成功瓦解了农民起义军，取得了胜利，也借此结交了众多山东豪杰，壮大了自身的势力，在李家父子以及朝堂之中都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魏征有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以及出色的谋略，他对李建成可谓是忠心耿耿，一心想要助力李建成坐稳太子之位，进而在未来顺利继承大统。
公元626年，唐武德九年。震惊朝野的玄武门之变爆发，李世民诛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了这场政变的胜利。李世民知晓魏征此前身为李建成的重要谋士，曾多次为李建成出谋划策来对付自己，于是便质问魏征为何要离间他们兄弟。魏征却并未胆怯退缩，他直言不讳地对李世民说，如果当初太子听从了他的建议，就不会有如今这样的灾祸了。《旧唐书·魏征传》记载：“及败，太宗使召之，谓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
李世民本就素闻魏征的名声，此刻见他如此耿直，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越发器重他的这份品性，再加上一直以来也看重魏征的才能，便决定接纳他，并且给予礼遇，任命魏征担任詹事主簿一职。不久，李世民擢升魏征为谏议大夫。
就这样，魏征改换门庭，开始辅佐李世民。而这也开启了他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新阶段，此后他与李世民君臣携手，共同在历史上留下了诸多佳话，为唐朝的繁荣发展贡献出了巨大的力量。
魏征以其耿直敢言的性格闻名于世，在朝堂之上，他多次不顾唐太宗的龙颜，大胆地直言进谏，履行着谏臣的重要职责。
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魏征被擢升为尚书左丞。贞观初年，天下初定，经济逐步发展，百姓生活也开始富裕起来，李世民却渐渐滋生了骄奢忘本的情绪，大修庙宇宫殿，广求珍宝，四处巡游，劳民伤财。魏征对此深感忧虑，频上四疏，以陈得失，而《谏太宗十思疏》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第二疏。李世民看后猛然警醒，对魏征的谏言十分重视，还写了《答魏征手诏》，表示愿意从谏改过，并将这篇文章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
到了贞观十三年，魏征见李世民近岁颇好奢纵，恐其不能克终俭约，故而呈上《十渐不克终疏》奏章直谏。文中毫不避讳地指出李世民的十条缺点，诸如迷恋财物、轻用民力、追求享受、热衷盘游之娱、酷爱打猎、志在嬉游、荒于政事、“不复专心治道”、劳弊尤甚、奴役百姓等等。这些话语近乎指责，言辞犀利且直接，可李世民毕竟有着非凡的器量，他深知魏征的忠心以及谏言的重要性，认为这篇文章 词强理直，不仅没有怪罪魏征，还将其书于屏风之上，以便每日早晚反复琢磨思索，警惕自己。同时，又赐魏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以奖励魏征的直言极谏。
还有一次，唐太宗从长安去洛阳，因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便很生气。魏征当即对李世民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乐而灭亡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各地方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人的奢侈欲望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该重演了。李世民听了这番话，顿时肃然心惊，此后便格外注意节俭。
魏征进谏时，只要是他认定正确的意见，必定会当面直谏，坚持到底，从不在背后私下议论。有一回，李世民对长孙无忌说，魏征每次向我进谏时，只要我没接受他的意见，他总是不答应，不知是什么原因呢？未等长孙无忌答话，魏征便接过话头说，陛下做事不对，我才进谏。如果陛下不听我的劝告，我又立即顺从陛下的意见，那就只有依照陛下的旨意行事，岂不违背了我进谏的初衷了吗？
李世民提议让魏征当着大臣的面假装应承一下，顾全自己的体面，退朝之后，再单独进谏。魏征却回怼说，从前，舜告诫群臣，当面顺从，背后又另讲一套，这不是臣下忠君的表现，而是阳奉阴违的奸佞行为，所以皇上的看法，为臣不敢苟同。李世民听后，对魏征的这份坚持和正直更是赞赏有加。
在魏征的一生中，他向李世民面陈谏议多达五十次，呈送给李世民的奏疏也有十一件，谏诤之言总计 数十余万言，其耿直敢谏的精神，贯穿了他辅佐唐太宗的整个过程。
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君臣互动，堪称一段历史佳话，李世民面对魏征的谏言，多数情况下都能够虚心接受并积极改正，展现出了明君的胸怀与气度，二人相互成就，共同为唐朝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国家治理的理念方面，魏征建议李世民推行 “偃革兴文，布德施惠” 的政策，李世民听取了这一建议，意识到武力只能带来一时的征服，而文治与德惠才能真正赢得民心，让国家长治久安。于是，唐朝开始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大力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同时对百姓广施恩泽，减轻赋税徭役，使得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社会风气也日益清明。
在对待百姓的态度上，魏征强调要以诚信管理百姓。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龄虽不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男子也要应征入伍，魏征拒绝在诏书上签字，并向李世民进言，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如今您却先失去诚信，陛下不以诚信待人，所以才会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听后，深以为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立即收回了成命，继续秉持着诚信对待百姓，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和拥护。李世民曾打算修建一座宫殿，材料都已经准备齐全了，可当魏征知晓此事后，以秦始皇修宫殿导致民怨反叛为例，劝谏李世民应鉴秦而止。李世民听后，认真思考了魏征的话，回想起隋朝灭亡的教训，最终决定放弃修建宫殿的计划，避免了劳民伤财之举。
甚至在一些日常的行为细节上，李世民也能听从魏征的谏言加以改正。有一回李世民得到了一只鹞，正在把玩得高兴之时，听闻魏征前来奏国事，因害怕魏征责备自己玩物丧志，慌忙把鹞藏于怀中。魏征奏事时故意拖延时间，结果那只鹞竟被捂死在了李世民怀中。尽管李世民当时心里或许有些无奈，但事后也并未因此而怪罪魏征，反而更加敬重他敢于直言的品性。
正是由于李世民能够虚心接纳魏征的谏言，从善如流，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君臣二人配合默契，才使得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得以蓬勃发展，出现了 “贞观之治” 这样的盛世景象，为大唐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根基，也为后世的君臣关系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唐朝初立，天下亟待大治之时，思想层面对于治理国家的路线选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魏征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影响力。当时存在着不同的治国思想主张，魏征与封德彝之间便展开了一场意义深远的争辩。
封德彝作为山东士族，出于保卫地主阶级私产的考量，主张 “治乱世，行重典”，认为应当对百姓使用 “严刑峻法”，以强力手段来压制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让社会快速回归秩序。然而魏征却秉持着儒家 “仁德” 与 “信义” 的思想，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魏征深刻洞察到，在历经大乱之后，民众内心渴望的是安定的生活，此时民心思安，若采用过于严苛的法令，反而容易激起民怨，不利于长治久安。他力主政令应该宽和，以诚信对待百姓，通过儒家倡导的道德去规劝民众，让百姓感受到朝廷的关怀与信任，认为唯有如此，方能真正赢得民心。得民心者，自然能使天下安稳。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李渊起初采纳封德彝等山东士族的思想去管理百姓，结果造成了刘黑闼反复起义，社会局势难以彻底平定。而在李世民听取魏征的主张后，短短几年，国中便趋于安定，外邦都纷纷来朝贺，就连一直与唐朝为敌的突厥，也开始穿着华夏衣冠，展现出对唐朝的认同与归附。由此可见，魏征所提倡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治国理念，为 “贞观之治” 在思想层面奠定了坚实基础，引导着国家走上了符合当时国情的正确治理道路。
魏征对于唐朝的贡献，绝不仅仅局限于直言进谏这一方面，在参与朝政的诸多事务中，他同样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公元629年，唐贞观三年。魏征迁为秘书监，开始校定古籍，同时领编修撰《隋史》等史书，在史学领域大展身手。他对于各史 “多所损益，务存简正”，凭借着深厚的学识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精心雕琢史书内容，去除繁杂冗余之处，力求让史书内容精准且简洁，使其所编撰的这些史书获得了 “时称良史” 的赞誉，为后世研究前朝历史留下了珍贵且可靠的资料。
除了在史学编撰上的贡献，魏征在人才选拔任用方面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积极的作为。他深知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提倡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助力李世民打破门第观念，选拔任用有才能、有品德之人，不论其出身贵贱，只要具备真才实学，都有机会得到朝廷的提拔和重用，为贞观年间朝廷汇聚了众多贤能之士，为各项政策的推行提供了有力的人力支持。
此外，在诸多政务的决策过程中，魏征也始终积极参与、建言献策。当李世民出现朝令夕改、失信于民的行为时，魏征都上书进行严厉批评，提醒李世民不能竭泽而渔，要重视诚信，考虑国家长远发展以及百姓的承受能力，避免因一时之利而损害国家根基。正是魏征在朝政各方面的积极助力，使得 “贞观之治” 得以顺利推行，助力唐朝走向繁荣昌盛。
魏征一生留下了诸多奏疏，这些奏疏不仅是他向君主进言的载体，更是他政治智慧与思想深度的结晶，对后世治国理政有着极高的借鉴价值。
除了前面提到的《谏太宗十思疏》和《十渐不克终疏》，魏征还有一篇十分着名的《论时政疏》。《论时政疏》是魏征早期所上的重要奏疏，那时天下初定但仍面临诸多问题，魏征在疏中深入剖析了时政的利弊，从稳定局势、安抚百姓到朝廷用人等多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为唐朝初期的发展规划了清晰的路径，展现出他对复杂局势敏锐的洞察力。
这些奏疏综合来看，反映出魏征对时政精准的把握，对君主品德塑造以及治国策略的深刻思考。他站在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凭借自己深厚的学识与丰富的阅历，为唐朝的稳定繁荣不断贡献智慧，其思想的光辉透过这些文字，跨越千年岁月，至今仍能给后人诸多启发，成为治国理政领域的宝贵财富。
除了在政治上有着卓越的建树外，魏征在文学方面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成就，其着作被后世整理辑存，流传至今，让人们得以从文学的视角进一步领略这位大家的风采。
《魏郑公文集》收录了魏征的诸多散文作品，这些散文以议论见长，往往通过生动形象的比喻来阐述深刻的道理，辞约意深，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例如在奏疏中的诸多表述，将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与常见的自然现象、生活常理相结合，深入浅出，令人读来既能理解其中深意，又能感受到文字的巧妙运用。像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这样的语句，用简单的比喻把复杂的治国理念具象化，易于理解且印象深刻，足见其文学功底之深厚。
还有《魏郑公诗集》，留存着魏征创作的诗歌作品，展现出他在诗歌领域的别样才情。其诗歌主题广泛，或借景抒情，表达自己对世事的感慨与人生的思考；或托物言志，展现自己的志向与情怀。虽然历经岁月流传下来的诗作数量或许不算极为丰富，但每一篇都有着较高的文学价值，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学风貌以及魏征本人的文学素养。
这些文集诗集的存在，丰富了人们对魏征的认知，让他在历史上不仅是以杰出政治家的形象被铭记，更是作为一位有着斐然文学成就的大家而被人传颂。他的文学作品和其政治功绩一样，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供后人欣赏、学习与研究，持续散发着熠熠光辉。
公元643年，唐贞观十七年。六十四岁的魏征病重，将不久于人世。李世民闻讯后，亲自到魏征家中探视，屏退左右侍从，与他交谈良久，方才回宫。
不久，魏征逝世的消息传到宫中，李世民亲临其丧礼，痛哭流涕，为魏征废朝五天，并令内外百官与在长安的朝集使一同前来参加丧礼，太子李承乾在西华堂为他举哀。随后，李世民下诏追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赐谥号“文贞”。同时赐羽葆、鼓吹，加班剑四十人，赠绢布一千段、米粟一千石，允许他陪葬昭陵。
同年，李世民命将作少监阎立本画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等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是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魏征位列第四。李世民望着凌烟阁的魏征画像思绪万千，遂吟诗道：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
魏征一生以直言敢谏而闻名，与唐太宗李世民之间留下诸多佳话。然而魏征去世后，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故。
魏征生前德高望重，被李世民指定为太子李承乾的老师，希望能引导李承乾走上正途。可魏征去世后不久，太子李承乾竟卷入了谋反事件。而谋反事件中的两个关键人物杜正伦与侯君集，皆是魏征生前大力保举推荐的。这让李世民大为不满，觉得自己让魏征教导太子，结果太子却谋反，让他推荐人才，推荐之人却图谋不轨，心中的愤怒与失望交织。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褚遂良曾揭发魏征私下将自己的谏言编撰成集，准备传于后世，这一举动让李世民觉得魏征或许并非完全是出于为天下考虑的 纯臣，而是有着 以直邀宠”的嫌疑，这动摇了李世民一直以来宽容魏征的基础。
同时，当时为了能让新立的太子李治坐稳位置，李世民需要对前太子李承乾的势力进行打压，而魏征作为被朝廷公认的太子李承乾的最大保护伞，自然也成为了被针对的对象。
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李世民一时气愤，做出了推倒魏征墓碑、取消魏征长子与公主婚约的决定，使得曾经备受荣宠、风光无限的魏征，在死后遭遇了这样的奇耻大辱，也为这段原本的君臣佳话添上了一抹波折且令人唏嘘的色彩。
不过，这一事件背后或许也存在着李世民一时的误解，毕竟魏征已经去世，无法再为自己辩驳，而那些所谓的证据也未必就能完全证明魏征存有不良居心，或许只是各种利益、局势交织下产生的误会罢了。
公元645年，唐贞观十九年。情况又发生了转变。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失败后，在挫折之中越发怀念魏征的直言敢谏，不禁感叹若是魏征还在世，定然不会让自己犯下这样的错误。此时的他，回想起魏征往昔的诸多谏言以及对自己、对大唐的贡献，意识到自己当初推倒魏征墓碑的举动或许过于冲动了，心中满是懊悔。于是，李世民下令重新修建魏征的墓地，并且亲自题写了墓碑，恢复了魏征应有的身后荣耀。
纵观魏征的一生，他对唐朝、对李世民、对 “贞观之治” 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以儒家 “仁德” 与 “信义” 的思想，助力李世民推行治国之策，让唐朝在大乱之后迅速趋于安定，外邦纷纷来朝贺，就连一直与唐朝为敌的突厥，都开始认同并归附，展现出大唐的强盛与威望。在朝堂之上，魏征不顾李世民的龙颜，犯颜直谏多达数十次之多，呈送给唐太宗的奏疏也有十一件，谏诤之言总计 数十余万言，其《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等奏疏，皆是言辞恳切、逻辑严密，旨在劝谏李世民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厚积德义，让李世民能时刻警醒，及时改正自身的不足之处。同时，魏征还积极参与朝政诸多事务，在校定古籍、编撰史书方面贡献卓越。在人才选拔任用方面，提倡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为朝廷汇聚了众多贤能之士。
后世对魏征更是赞誉有加，称他为 “一代名相”、“千秋金谏”，将他比作李世民的 “人镜”，这些高度的赞誉足以证明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魏征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忠臣与谏臣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