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包衣答了声“喳！”，转身退出。
多尔衮向右边的郑亲王拿起筷子略微示意，于是两位辅政王与两位内院学士开始用膳。过了片刻，在西偏院值班的内秘书院学士来到面前，向两位辅政屈膝请安。多年衮将向范青下书的事告诉了他，命他在午膳后赶快起个稿子送来，并把要写的内容也告诉了他。值班的学士问道：
“请问王爷，听说范青已经在西安僭了伪号，国号大顺，年号永昌，这封书子是写给范青么？”
“当然要给他。不给他给谁？”
“用什么人的名义写这封信？就用两位辅政王爷的名义？”
郑亲王刚从暖锅中夹起来一大块白肉，还没有夹稳，听了这句话，筷子一动，那一块肥厚的白肉落进暖锅。他害怕日后万一朝局有变，有谁追究他伙同多尔衮与流贼暗通声气，而足智多谋的多尔衮将罪责推到他一人身上。他暂停再动筷子，眼睛转向左边，望了多尔衮一眼，在心中称赞恭候桌边的值班学士：“问得好，是要请示清楚！”
多尔衮对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胸有成竹，此时不加思索，满可以随口回答，但是他故意向范文程问道：“从前，太宗爷主持朝政，有事就问范章京，听范章京一言而定。范学士，你说，我大清国应该由谁具名为妥？”
范文程回答说：“此事在我国并无先例，恐怕只得用两位辅政王爷的名义了。”
多尔衮摇摇头，向济尔哈朗问道：“郑亲王，你有什么主张？”
济尔哈朗说：“我朝已有定制：虽然设有两位辅政，但朝政以睿亲王为主。睿亲王虽无摄政之名，却有摄政之实。这一封给范青的书信十分重要，当然应该用我朝辅政睿亲王的名义发出，收信的是大顺国王。”
多尔衮面带微笑，在肚里骂道：“狡猾！愚而诈！”随即他不动声色，向肃立恭候的值班学士说道：“范青已经占有数省土地，在开封建立伪号，非一般土贼、流寇可比。为着使他对这封书信重视，对前去下书的使者以礼相待，以便查看范青的实际兵力如何，也弄清楚他对我国有何看法，这封书信必须堂堂正正，用我国皇帝的名义致书于他。不可用我国辅政亲王的名义。这是我大清国皇帝致书于大顺国王！”
由于辅政睿亲王的面谕十分明确，口气也很果决，这位值班学士没有再问，赶快退出去了。
多尔衮等人继续用膳。睿亲王府的午膳只有一个较大的什锦火锅，另有四盘荤素菜肴。在午膳的时候，大家都不再谈论国事，东暖阁中肃静无声。
郑亲王济尔哈朗一边吃一边心中嘀咕：以大清国皇帝名义致书范青这样的大事，多尔衮事前竟然没有商量，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洪承畴对睿声王竟然用大清国皇帝的名义给流贼头目范青致送“国书”，合谋灭亡明朝，心中实不赞成。他不敢说出自己的意见，只好低头用膳。在这件事情上，他更加看出来多尔衮正在步步向独专朝政的道路上走去，利用顺治的幼小，正如古语所云：“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更加明白多尔衮与皇太极的性格大不相同，今后倘若不谨慎触怒了多尔衮，必将有杀身之祸。
很快地用完午膳，大家随着睿亲王回到西暖阁，漱过了口，重新围着火盆坐下。王府的奴仆们悄悄地退了出去。多尔衮点着烟袋，吸了两三口，向洪承畴问道：“洪学士，常听说范青有百万之众，所向无敌，使明朝无力应付，才有今日亡国之危，你为什么说范青的人马并不很多？是不是有点儿轻敌？”
看见洪承畴要站起来，多尔衮用手势阻止，又说道：“在一起议论贼情，可以坐下说话。你是不是因为原是明朝大臣，与流贼有不共戴天之仇，惯于轻视流贼，所以不愿说他的兵马强盛？”
“不然。臣今日为辅政王谋，为大清国谋，惟求竭智尽忠，以利辅政王的千秋功业。今日范青是明朝的死敌，人人清楚。然而一旦范青破了京师，明朝亡了，他就是我大清国的劲敌。臣估计，范青到达京师城下，大概在七月下旬……”
多尔衮感到吃惊，问道：“只有两个月左右……难道沿途没有拦阻？”
“秦晋之间一条黄河，流贼渡河，竟未遇到阻拦，足见山西十分空虚、无兵防守。流贼过河之后，第一步是攻占平阳。平阳瓦解，太原必难坚守，破了太原之后，山西全省人心瓦解，流贼就可以长驱东进，所以臣估计大约七月下旬即可到京师城下。”
范文程说道：“太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流贼如何能轻易攻破？”
洪承畴说。“山西全省空虚，太原虽是省会，却无重兵防守。况巡抚蔡茂德是个文人，素不知兵，手无缚鸡之力。臣敢断言，太原必不能守；蔡茂德如欲为忠臣，惟有城破后自尽而已，别无善策。”
多尔衮又问：“你说范青到京师的人马只有……”
“十万，顶多二十万。”
郑亲王插了一句：“老洪啊，南边的事你最清楚。要是你把流贼到京师的兵力估计错了，估计少了，我们在战场上是会吃亏的！”
“臣估计，假若流贼以三十万人渡河入晋，实际可战之兵不会超过二十五万。入晋以后，凡是重要地方，必须留兵驻守，弹压变乱。例如平阳为晋中重镇，连通南北，必须留兵驻守。上党一带背靠太行，东连河内，在全晋居高临下，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失上党则全晋动摇，且断入豫之路，故范贼必将派重兵前去。太原为三晋省会，又是明朝晋王封地。太原及其周围数县，明朝乡宦大户，到处皆是。流贼攻占太原不难，难在治理，故必须留下大将与重兵驻守。太原至京师，按通常进兵道路，应该东出固关，沿真定大道北上，进入畿辅。从太原至京师共有一千二百里，有些重要地方，必须留兵驻守。臣粗略估计，范贼到达京师城下兵力，只有十几万人，甚至不足十万之数。但范贼破太原后向京师进犯路途，目前尚不清楚。等到流贼破了太原之后，方能知道流贼进犯京师的路途，那时更好判断流贼会有多少人马到达京师城下。”
郑亲王问道：“从太原来犯京师，出固关，破真定往北，路途最近也最顺。流贼不走这条路，难道能走别处？”
洪承畴说：“明朝在大同、宁武、宣府等处有大将镇守，且有重兵，都是所谓九边重镇。如留下这些地方不管，万一这些地方的武将率领边兵捣太原之虚，不惟全晋大乱，也使范青隔断了回开封之路，在京师腹背受敌。由此看来，范贼攻破太原之后，稍事休息，不一定马上就东出固关，进攻真定，直向京师。说不定逆贼会先从太原北犯，一支人马由他亲自率领，破忻州，出雁门，攻占大同，而另由一员大将率领偏师，从忻州趋宁武。大同与宁武如被攻陷，即清除了太原与三晋的后顾之忧。依臣看来，倘若范贼破太原后仍有二十万之众，他会自率十万人东出固关，经真定进犯京师。倘若他亲自率大军自太原北出忻州，攻占大同、宁武，不敢自太原分兵，即证明他的人马不多。”
“有道理！有道理！”多尔衮在心中称赞洪承畴非同一般，随即又问道：“范贼破了大同与宁武之后，仍然回师太原，出固关走真定北犯么？”
“不会。那样绕道很远，且费时日。”
“范贼从大同如何进犯京师？绕出塞外，岂不路程很远？”
“其实也远不了多少。自太原向北，走忻州、代州，出雁门关，到大同，大约是七百里路。自大同走塞外入居庸关到京师，约有九百里路。从大同经宣府，直抵居庸关，并无险阻，也无重兵阻拦，可以利用骑兵长驱而进。”
济尔哈朗说：“可是八达岭与居庸关号称天险，明军不能不守。”
“若以常理而言，王爷所论极是。然而目前明朝亡在旦夕，变局事出非常。太原如陷贼手，必然举国震动，人心离散，有险而不能固守。流贼攻下大同与宣府之后，居庸关可能闻风瓦解，不攻自破。纵然有兵将效忠明朝，死守关门，但自古作战，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善用兵者可以乘暇捣隙，避实就虚，攻其所不备，趋其所不守，攻京师非仅有居庸关一途。明正统十四年秋天，英宗在土木堡兵溃，被也先所俘。十月间，也先乘京师空虚，朝野惊惶之际，长驱至京师城外，就避开居庸关，而是下太行，出紫荆关，循易州大道东来，如入无人之境。此是二百年前旧事，说明居庸关并不可恃。再看近十五年来，我大清兵几次南下，威胁京师，马踏畿辅，进入冀南，横扫山东，破济南、德州，大胜而还，都是避开山海关。所以依臣愚见，倘若逆贼走塞外东来，在此非常时期，明朝上下解体，士无斗志，居庸关的守将会开门迎降，流贼也可以绕道而过。说不定流贼尚在几百里外，而劝降的使者早已进入居庸关了。”
济尔哈朗称赞说：“老洪，你说得好，说得好，不怪先皇帝对你十分看重，说你是我大清兵进入中原时最好的一个带路人！”
范文程对洪承畴的这一番谈论军事的话也很佩服，接着说道：“不日我大清兵进入中原，占领京师，扫除流贼，洪学士得展经略，建立大功，名垂青史，定不负先皇帝知遇之恩。”
听了郑亲王和范文程的称赞，洪承畴丝毫不感到高兴，反而有一股辛酸滋味涌上心头。他明白，从前的皇太极和目前的多尔衮都对他十分看重，但是两年来他没有一天忘记他的故国，也没有忘记他的故君。这种心情他没有对任何人流露过，只能深深地埋在心中。最近他知道范青已经在开封建号改元，正在向京师进军，心中暗暗忧愁。他十分清楚，自从杨嗣昌被排挤离开中枢，督师无功，在沙市自尽之后，崇祯周围的大臣中已经没有一个胸有韬略的人。后来的兵部尚书陈新甲，还算是小有聪明，勤于治事，可惜被崇祯杀了。崇祯左右再无一个真正有用之人。勋臣皆纨绔之辈，大僚多昏庸之徒，纵有二三骨鲠老臣，也苦于门户纷争，主上多疑，眼见国势有累卵之急，却不能有所作为。想到这里，他不禁在心中暗暗叹道：“呜呼苍天！奈何奈何！”
近来洪承畴不但知道范青已经率大军自韩城附近渡河入晋，指向太原，声称将东征幽燕，攻破京师，而且知道大清朝廷上也在纷纷议论，有些人主张趁流贼到达幽燕之前，八旗兵应该迅速南下，抢先占领京师及其周围要地，以逸待劳，准备好迎击陕西流贼。看来清朝正在加紧准备，已经在征调人马，加紧操练，同时也从各地征调粮草向盛京附近运送。近几年大清国的八旗兵已经会使用火器，除从明军手中夺取了许多火器之外，也学会自己制造火器，甚至连红衣大炮也会造了。白天，洪承畴常常听到盛京附近有炮声传来，有时隆隆的炮声震耳，当然是操演红衣大炮。他心中明白，这是为进攻作准备。每日黎明，当鸡叫二遍时候，他便听见盛京城内，远近角声。海螺声、鸡啼声，成队的马蹄声，接续不断。他明白这是驻守盛京城内的上三旗开始出城操练，也断定多尔衮必有率兵南下的重大决策。于是他赶快披衣起床，在**兼侍仆白如玉的照料下穿好衣服，戴好貂皮便帽，登上皮靴，来到严霜铺地的小小庭院。天上有残月疏星，东南方才露出熹微晨光，他开始舞剑。按说，他是科举出身，二十三岁中进士，进入仕途，逐步晋升，直至挂兵部尚书衔，实任蓟辽总督，为明朝功名煊赫的二品大员，但是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怀有“经邦济世”之志，所以读书和学作八股文之外，也于闲暇时候练习骑射，又学剑术。往往在校场观操时候，他身穿二品补服，腰系玉带，斜挂宝剑，更显得大帅威严和儒将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