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青骑着一匹高大的黑色战马，鞍鞯和辔头全换了新的，镶嵌着金银和红绿宝石，配着二龙献珠的鎏金马镫。范青骑在马上，向前看，但见整齐的旗帜。骑兵、鼓乐、仪仗，还有一柄黄伞；向左右看，但见街两旁的房屋，闭着的临街大门，家家门口摆着香案，街两边每隔五丈远，便有一个士兵平执利矛，腰挎宝刀，明盔亮甲，面朝外，肃立不动。整个进城仪式威严而又肃静。
到了作为行宫的巡抚衙门，范青因为有许多事需要处理，便只将刘芳亮、李岩、傅宗龙留下，其余的文武官员们都叩头退出了。虽然太原城中的事情，他进城前已经不断地得到飞骑禀报，但是仍然先向刘芳亮问道：“城中秩序如何？有抢劫、杀人、强奸的事情吗？”
刘芳亮回答说：“城破之后，各处都有骑兵巡逻，执法很严，城中秩序很好。该抓起来的那些官绅，就在天明以后，由白旺派人将他们抓起来了。”
范青向白旺问：“有没有逃走的？”
白旺回答：“有几个躲起来的。可是不管他们躲得再好，都捉到了。有的是他们的奴仆引路，有的是百姓禀告。”
范青点点头，吩咐将自缢而死的巡抚蔡茂德及其副总兵应时盛都用棺木装殓，停放在三立书院中。
这时，吴汝义匆匆进来，递上一封紧急文书。范青一看，原来是田见秀从开封来的禀报。田见秀报告说，张献忠已经在四川建立大西国。田见秀还禀报了河南、湖广的情况。说已经探明，登封的李济昌确实暗中接受了明朝的“总兵”衔，只是还不敢明着与大顺为敌；又说在遂平和西平一带的刘洪起，被左良玉授予“总兵”衔，正在招兵买马，占领了附近数县地方。汝宁府的情况很乱，委派的地方官吏被当地豪绅赶出了城，无处立脚；还有在均州的王光恩围攻谷城，声言要进军襄阳，气焰十分嚣张……
范青将田见秀的紧急文书交给大家传阅，然后问道：“你们各位有何主张？”
李岩、傅宗龙和刘芳亮都认为，目前用兵方略已定，不能轻易改变。只有迅速攻破京师，然后才能回过头来，一面进兵江南，一面收拾河南、湖广的乱局。而且，目前山西省十分重要，虽然太原已经攻破，但不能不分兵镇守，例如平阳府、太原府、潞州府、泽州等地，都需要留下人马，特别要保证太原与开封的道路畅通无阻。千万不可以像湖广那样，留下后患。如果山西不稳，在大军到了京师以后，就有后顾之忧。范青很同意这个意见，决定大军在太原不多停留，一两天内就派出一部分人马，由蓝应城作先锋，从忻州、代州出雁门关，向大同进军。白广恩赶快派密使前去大同，招降大同总兵。同时，也要立刻找可靠的人前往宁武，招降周遇吉。
李岩说：“山西省只有一支兵力，就是驻在宁武关的周遇吉。这周遇吉虽然人马不多，但在山西将领中举足轻重，必须劝他速降。我们的大军大部分从雁门关出去，直取大同，也要分一部人马，从阳方口出去。阳方口在宁武关的东北边，不必走宁武城。倘若周遇吉不肯投降，就从阳方口进去，围攻宁武，迫使他非投降不可。”
傅宗龙说：“正应该如此，不能留下后顾之忧。”
商议罢，范青留大家在行宫中用了午饭，然后分头办各自的事情去了。
当晚，范青再次与李岩、傅宗龙在行宫议事。
傅宗龙禀报说：“昨天下午，我们又得到从京师来的密探消息，说朝廷之上，有人主张崇祯皇帝往南京逃，也有人反对。从六月初到现在，议论不决。还有调吴三桂的兵来京师守城之事，也是议而不决。所以我同皇上，还有磁侯刘爷、李丞相，匆匆忙忙商量了一下，决定两三天内就赶快向大同进兵。今日就是要商量进兵之事。皇上可以晚走一步，以磁侯为首统帅的所有精锐，都先动身。至于如何动身，大同投降的消息还没有回来，宁武关投降不投降也不知道，可能要准备一战。”
范青微微点头道：“既然我们已经决定东征，那么兵贵神速就十分必要的了。”
李岩道：“宁武关的总兵周遇吉顽固，且死忠朝廷，估计在此处会有一场恶战，请皇上做好准备。”
范青微微冷笑：“螳臂当车罢了！真正的大战从咱们进入京师之后才会开始呢！”他心中想的是，现在多尔衮在做什么？是否已经得知大顺国正在进军京师的消息呢？
范青预料的没错，这一年当中，多尔衮每天都在注视着关内的局势变化。他获得关内的各种消息，主要依靠派许多细作在京师打探。对探到特别重要消息的细作，不惜重赏。关于京师朝廷上的忙乱举措和纷争，以及“流贼范青”的重要活动，几乎是每天或每隔三两天就有潜伏在京师的细作报到盛京，先密报到兵部衙门，随即火速禀报到睿亲王府。住在沈阳城内的多尔衮，天天都在考虑如何率大军进入中原，而明朝当局却因自顾不暇，没有时间考虑满洲敌人的动静。范青忙着进攻陕西，平定湖广，地盘距离辽东太远，也打探不到关外的情报。所以多尔衮就像一只老虎，虎视眈眈的看着中原的局势。
大约在六月下旬，多尔衮连得探报，说那个名叫范青的“流贼”首领已经在开封建立了大顺朝，改元永昌，并且从五月底到六月初，派遣了十多万人马分批从韩城附近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所向无敌，正在向太原进兵，声言要进犯京师，夺取明朝江山。这一消息不仅来自朝野惊慌的京师，也来自吴三桂驻守的宁远城中。当时宁远已经是明朝留在山海关外的一座孤城，但是由于吴三桂的父母和一家三十余口都住在京师城中，而吴三桂与驻节永平的蓟辽总督王永吉也常有密使往来，所以从宁远城中也可以知道京师的重大消息。从京师、永平和宁远城中探听到的“流贼”正在向京师进犯的消息大致相同，使多尔衮不能不焦急了。
在爱新觉罗皇族中，最有雄才大略的年轻领袖莫过于多尔衮这位亲王。他从十八岁就带兵打仗，不仅勇敢，而且富于智谋，后来成了皇太极政权圈子中的重要亲王。去年八月间，皇太极突然去世之后，皇族中有人愿意拥戴他继承皇位，他自己也有一部分可靠的兵力，然而他为着安定清国大局，避免皇室亲王为皇位继承问题发生纷争，削弱国力，他坚决不继承皇位，也打退了别人觊觎皇位的野心，严厉惩罚了几个人，同时他紧紧拉着比他年长的、且有一部分兵力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同心拥戴皇太极的六岁幼子福临登基，由他和郑亲王共同辅政，被称为辅政亲王。
他自幼就以他的聪明和勇敢，在诸王贝勒中表现非凡，受到父亲努尔哈赤的宠爱，也受到同父异母的哥哥皇太极的特别看重。他自己虽然口中不说，然而环顾同辈，不能不自认为是爱新觉罗皇族中的不世英雄。由于他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有进兵中原，灭亡明朝，迁都京师，以“大清”国号统治中国的抱负，所以在皇太极突然病逝之后，在举朝震惊失措、陷于皇位纷争，满洲的兴衰决于一旦之际，他能够以其出众的智谋和应变才能，使不懂事的小福临登上皇位，为他以后实现统兵进入中原的大计准备了条件。然而，像多尔衮这样具有巨大政治野心的人物，对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这件事并不甘心，他必须在统兵南下之前实现两件大事：一是将大清国的朝政大权和军权牢牢地拿到他一个人手中；二是再对心怀不满的肃亲王豪格搞一次惩罚，除掉日后的祸患。
多尔衮在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之初，利用济尔哈朗思想上的弱点，不失时机地建立他的专政体制。济尔哈朗的父亲名叫舒尔哈赤，是努尔哈赤的同母兄弟，协助努尔哈赤起兵，反抗明朝，吞并建州各部，战功卓着，声名不下于努尔哈赤。大概是由于疑忌心理，努尔哈赤忽然搞去了舒尔哈赤的兵权，将他禁锢起来，随后又秘密杀掉，又杀了舒尔哈赤的两个儿子。这一件努尔哈赤杀弟的惨案并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在努尔哈赤生前不允许随便谈论，他死后在皇室和群臣中也不许谈论。当父兄们被杀害的时候，济尔哈朗尚在幼年，由伯父努尔哈赤养大，也受皇太极的恩眷，初封为贝勒，后封为亲王。这一件家庭悲剧在他长大后从来不敢打听，更不敢对伯父努尔哈赤有怀恨之心，从小养成了一种谨慎畏祸的性格，只希望保住亲王的禄位，在功业上并无多的奢望。多尔衮平日看透了济尔哈朗性格上这些弱点，所以拉住他共同辅政，为自己实现独专国政的野心做一块垫脚石，以后不需要的时候就一脚踢开。
大清国的武装力量分为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八旗。基本武装是满洲八旗。满洲八旗分为上三旗和下五旗。原来上三旗是正黄旗、镶黄旗和正蓝旗。两黄旗的旗主是皇太极，而正蓝旗的旗主是努尔哈赤的第五子爱新觉罗-莽古尔泰，天命元年时被封为和硕贝勒，是满族开国时的核心人物之一。这上三旗等于皇帝的亲军，平时也由上三旗拱卫盛京。天聪五年，莽古尔泰参加围攻大凌河城的战役，他因本旗人员伤亡较重，要求调回沈阳休息，同皇太极发生争吵。莽古尔泰一时激动，不由得紧握刀柄，但刚刚将腰刀拔出一点，被皇太极身边的戈什哈扑上前去，夺下腰刀。莽古尔泰因此犯了“御前露刃”的罪，革掉大贝勒封号，夺去五牛录，人员拨归两黄旗，又罚了一万两银子。又过了一年多，莽古尔泰暴病而亡，他这一旗的力量便大大衰弱，内部也分化了。多尔衮担任辅政之后，就同济尔哈朗一商量，将正蓝旗降入下五旗，而将他的同母弟多铎所率领的正白旗升入上三旗。原来属于皇帝亲自率领的两黄旗，如今就归幼主福临继承。但福临尚在幼年，两旗的重大问题都由多尔衮代为决定。有时多尔衮也通过两宫皇太后加以控制。这样，上三旗的指挥权就完全落在他的手中。
满洲政权的多年传统是各部中央衙门分别由亲王、贝勒管理，称之为“十王议政”。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一商量，于崇德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会议，当众宣布停止这一传统制度。大家听了以后，小声议论一阵，慑于多尔衮的威势，不得不表示同意。自从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建立后金政权，定年号为天命元年开始，由爱新觉罗皇族的贵族共同听政，改为各职官分管朝政，听命于皇帝。这一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满洲政权的一大改革，也是多尔衮走向个人独裁的重要一步。
多尔衮在个人独裁的道路上步步前进，而济尔哈朗却步步退让。凡有重大决定，都是多尔衮自己决定之后，告诉郑亲王济尔哈朗，由郑亲王向朝中大臣们宣布，命大家遵行不误。郑亲王虽然对多尔衮的步步进逼很不甘心，但是事实上多尔衮在朝臣中的威望日隆，又掌握着拱卫盛京的上三旗兵力，许多朝中趋炎附势的大臣都向睿亲王靠拢，他在不很甘心的情况下被迫做着多尔衮手中一个工具。他已经通过他自己的一些亲信知道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势不两立，其间必将有一次严重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