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韬：对转基因“阴谋论”的技术批评》
2017年1月23日发表于人民网。
去年12月16日，黑龙江官方公布了省人大通过将于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条例》规定，该省依法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禁止非法生产、经营和为种植者提供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禁止非法生产、加工、销售、进境转基因或者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用农产品。该条例的通过立即引发强烈社会反响。由于黑龙江方面对该规定的解读是基于转基因“这种技术还不能准确回答安全不安全”这一认识，以及禁止种植本身也缺乏法律支持，因此受到来自科学界和法学界的批评。
一直以来，关于转基因都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转基因是西方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算计中国的阴谋。这种阴谋论，最早源于某位重量级学者把存在一个历史悠久超越国家的神秘组织（注：指的是“共济会”）控制世界的说法引入中国公众视野。当然，还由于中国特定阶段的社会环境，一些人不甘于对社会现象做常识性和一般性解释，进而转向阴谋论的语境。
但是，从专业技术角度可以分析出，以阴谋论说支撑反转基因是没有技术基础的，也是不会成立的。
通常来说，技术的保护方式有两种：一种以技术秘密的方式来保持，另一种则是公开的以专利的形式进行保护。转基因技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逆向工程非常容易实现。如今dNA测序非常简单，通过向商业测序机构购买服务，大规模的测序很容易破解转基因产品，因此，转基因无法通过“技术秘密”的方式保护，必须靠专利来保护。也就是说，从头设计研发一个转基因产品很难，是高新技术，但如果有一个转基因产品做出来了，再仿制它就很容易。
转基因技术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
一是特定的功能基因。要得到特定的功能基因很困难，但一旦得到了，只要把它的序列测清楚，那么很容易被复制和克隆，而且把这个遗传信息存到电脑里就可以无限地存贮和传播。
二是高效的表达载体。它的实质是一个dNA不同功能区的特定排列组合，也是很容易被克隆和复制的。
三是高效的转基因转移技术，包括基因编辑技术。比如基因枪是非常广泛的转基因方法，效率可能没有依赖特定穿梭载体转化效率高，但是能确保任何情况下实现基因的转移。因此，美国不可能封锁住转基因的核心技术。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某些应用上，目前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之所以说关于转基因的阴谋论在技术上不成立，根本原因是基因的唯一价值是它包含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对应它的dNA序列，测序后就可以进行数字化存储和传播，任何国家、企业都无法对基因序列保密。比如在先进的种子公司，每个农作物植株都有Id，这就是用的基因序列。如果有人偷走一株水稻并进行了育种和销售，那也可以追溯回来。如果有什么“转基因定时炸弹”，那第一时间就会被发现并用基因组编辑予以解除。还有，公斤级的目的蛋白（假如是有毒生物武器的活性成分）所对应的载体——转基因作物则为数百吨，既笨重又无法实现封闭性的生产、储存、运输以及准确的释放，如何可以做一种武器来使用？所以说，转基因阴谋论只是外行人的一种臆想罢了。
反转基因的诸多谣言中有一个“质疑”：为什么美国的很多技术，比如国防技术对中国严格保密，但是对推销转基因技术却很积极？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转基因技术是专利保护，有时间压力，必须在专利法规定的专利保护期（比如15年）内尽快推广以获取经济回报，这是正常的经济现象。相反，很多军事武器的核心技术都是以高精度加工、高性能材料、高精尖微电子技术、高抗干扰高速信息处理和传输技术以及机器源代码为特征，一旦公开则无法保护，而且军事应用无法追责，所以只能以技术秘密的方式保护其利益、维持其优势。这些技术显然与转基因技术有着明显不同。
即使是在战争状态下，按照阴谋论的说法，某跨国公司试图用转基因作物专利卡住我国，从而导致粮食短缺危机，我国相关机构或单位仍可以强行使用这个专利而不用承担法律责任。类似情况在印度已经发生多次，印度政府不认可对某些药物的专利保护，因此跨国公司的一些原创药物在印度被仿制和廉价销售。此举虽然引起制药巨头的强烈不满，但也只能靠谈判来解决。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转基因核心技术是控制不了的，没法保守秘密。其次，不用担忧转基因专利垄断，因为靠专利垄断威胁粮食安全，同样可以因所在国强制使用某项专利而不攻自破。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在转基因领域已经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技术积累，目前已拥有各项转基因专利1097项。比如，我国科学家自主开发的20多个bt蛋白基因，还有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转基因玉米也很先进。所以，基于正常的经济活动，专利许可和专利权可以购买、转移，不存在强买强卖，而且专利期过了就必须敞开使用，这些都是阳谋，与所谓的阴谋无关。而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得掌握相关核心技术及专利，进而占据转基因技术的制高点。
《姜韬：用常识判断：参与转基因讨论的基础》
2014年6月，发表于基因农业网。
转基因作物作为现代生物技术继基因工程疫苗，单克隆抗体和其他各类生物工程药物后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十余年来却遇到了空前的诋毁和阻挠。原本在科研一线的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在科学上研究有序，结论清楚的转基因作物安全性，却被完全无视或者歪曲，将转基因的技术安全性与技术应用的道德风险，爱国主义评判，转基因作物进口的贸易保护手段等等搅在一起，表现出思维的混乱，同时又被扩展为阴谋论，国家粮食安全性，国防安全等吸引眼球的话题而受到公众的特别关注和议论。 最令大家吃惊的是妖魔化转基因的谣言尽管一再被驳斥，却经常能够毫发无损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某些媒体报道，网络文字和一些反转人士的言论里，这从某种角度上表明中国媒体的在报道科学问题上的不专业和不成熟，还不了解报道科学问题时坚持科学的一元性和体现所谓平衡报道的关系。 尽管国际主流科学家团体，与农业，健康相关的联合国组织机构，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都确认了转基因作物安全可控，经过批准的转基因作物与传统育种作物实质等同，确认转基因食品可安全食用，并没有什么滞后或积累效应，我国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却依然受到社会上反转力量的阻挠，转基因议论成为一个重要社会现象，这对中国的主流社会的判断能力和认识水平也是个现实的考验。 在迅速到来的互联网时代，公众对于社会事务的参与，在时间和范围上都是空前的，这也给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课题，公众开始了解公共事物决策进程和社会成本的概念，开始了解即使是低水平谣言对社会的也有巨大破坏作用，开始了解个体的理性与群体的非理性其实是统一的，公众也将开始发现知识的传播是稳步有序的，而情绪的传染则是无序迅速的，公众开始明白民意有时会很廉价，而知情权却会很昂贵，等等。这一切在转基因议论上表现的尤为典型。《科学理性：学术争论的底线》一文中提出各界学者专家参与这个社会现象，也是从一个较高的视角，借助这个少见的机会，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关注和思考，进行研究和交流，得出共识和解决方案，将有助于有助于先进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推广，更有助于中国社会在信息时代的适应和成熟。 学者参与转基因讨论，自然会考验其学风和学养。不信谣不传谣属于学者的基本素质，学风应该严谨不浮躁，学者的基本智慧应该会分辨清问题的层次，要懂得整合必须是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不管动用什么理性，不管出于什么整体观，不管出于何等道德高度，也应该清楚：无论转基因衍生出多么巨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话题，毋庸置疑的是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本身就是个独立的科学问题！经过审批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这个科学结论是讨论所有转基因扩展出的问题的前提。这里有三个因素要注意，首先是排除反转谣言的干扰，第二是克服参与冲动带来的盲动浮躁，第三是避免用大而无当的概念造成的模糊。 转基因安全性首先是个科学问题。具备较系统分子生物学知识和生物化学知识的人，阅读了转基因相关论文和报告，会立即理解科学家对转基因是安全性的考虑和验证是专业的，全面的和完备的，远远超过公众关心的那些比较直观的问题，而不会说出业经批准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需要几代人吃”来证明这类外行话。即使不掌握足够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和农业生态学等方面专业知识，无法阅读专业期刊的论文或国际会议文集，以及国际相关组织对转基因安全性验证的规范，也可以从科学家组织，联合国专门机构，各国政府行为等来判断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 这个是现代知识阶层的基本智慧。即使没有这个自信，还可以从事实来判断转基因的安全：18年来，全球40-50亿人口吃了转基因食品，无一安全问题；各国都在稳步扩大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多的转基因作物进入市场；更多公众在参与转基因讨论中通过科普知识获得提高；所谓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说法并没有获得一个过硬的法律诉讼案例支持，等等。 即使上述这些都做不到，那么从学术职业角度的基本常识出发，各个学科的研究课题都是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影响的，那就是专业的敏感和学术利益驱动。不同研究方向的参与，确保了转基因研究的透明性，公正性，安全性。一个学者也会分析出对转基因如此高的关注度和如此长的持续时间，社会上一再重复提出的那些作为反转理由的问题即使没有学术价值也会有巨大社会价值；转基因作物研发的长期性，持续性和社会高度关切保证了各个相关学科科学家参与的饱和性，因此从学术职业常识的角度也会判断出，针对转基因安全性研究的动力也会同步增长，而及时回答安全性相关问题甚至试图从转基因作物研发中找出不安全的隐患，这都跟相关专业的科学家的职业身份和学术利益是一致的。能够表明转基因不安全的成果（如果有的话！），其的学术价值是会远远高于表明转基因安全的那些结论，等等。无论是从公众利益，还是科学家的学术利益考虑，转基因安全性必然首先是专业科学家最有效的在关注和研究的，而这也正是现实发生的情形。科学家会像谣言里所说的那样长期无视而不去研究解决吗？ 反转人士在安全性方面提出的“质疑”十余年未变，这个事实恰恰反应出他们的“问题”不靠谱。反转理由事实上的十余年来毫无新意本身就表明了其“质疑”理由的贫乏和停滞，始终没有提出一个具有科学意义的问题成为争议或者研究对象，这也足够让人判断出反转的“质疑”没有学术价值也没有实际意义。 实际上转基因作为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工具和对象，发展迅猛，成就辉煌。全世界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每天大量的转基因操作，跨国企业的和中国本土生物技术公司都已经把制造转基因小鼠商业化为常规服务项目了；30年来科学家用转基因技术实现对模式植物中数以千计的基因定位，实验动物的转基因操作为遗传学和发育生物学不断提供新基因的功能信息，按照预定计划制造的转基因灵长类动物可以用作人类疾病的研究模型而极大加快人类疾病的治疗等等，转基因作物还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应用领域，而全球转基因作物自商业化种植18年以来，种植面积增加了一百倍；1996-2012年，农药活性成分的使用累计减少了4.97亿公斤，按环境影响系数（EIq）计算，相当于少用了18.5%的具有相关环境影响的农药； 全球27个国家超过1800万农民于2013年种植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比2012年增加3%，即增加了500万公顷。此外，首个具有耐旱性状的转基因玉米杂交品种亦于2013年在美国开始商业化，等等。 作为一项工程技术，转基因符合工程学的基本原则，从工程的角度说，转基因的安全性首先是保证了设计的安全性，然后是过程的安全性，以及事后的检测-验证安全性。全部过程都是安全可控的。转基因的有效性、安全性、有限性，这一切都有坚实的科学基础。 然而让我们失望的是，就转基因发表言论的人文学者们对以上所涉及的分析资源全都无视，缺乏基本常识判断，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睿智的思考，而是把问题模糊化了，甚至加入了反科学和其他未加严格定义和说明的概念，比如：提出“人文高于科学”，要有“生态理性”，要“指导科学”，云云。很多边界，比如科学与伪科学，更加含糊。既无助于对公众在转基因问题上的理性思辨，也无助于转基因科学知识的传播，造成公众对转基因问题的认识非但没有清晰反而更加模糊了，舆论对转基因作物推广的阻碍更严重。
其实中国对于转基因的监管是世界非常严格的，同时中国自己设立转基因重大专项并研发成功的了多个转基因作物品种， 在自己拥有转基因作物成果的国家中，这么严格的监管，客观上对自己是很大的限制，转基因作物要通过审批允许种植，长达10年，堪比新合成化学药物的审批验证周期了。这样一来，说中国监管最严的也不为过的。 在人文学者以及社会学者就转基因话题的表态中，特别是在各种转基因相关访谈节目的总结性发言中，则都是在重复十年未变的“转基因是双刃剑”，“转基因发展要慎重”类似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却看不到进步，看不到学者智慧和思考的空话，更没有表达出到底目前哪里不慎重了，还要怎样才叫慎重。除了舆论上和态度上给转基因作物推广施压，重复提醒一次不安全感之外，而看不到有超越普通公众的认识，看不到对社会任何的建设性，这种质疑转基因的做法言论空泛，学术贫乏，毫无新意，这样的表现无法不令人失望。 就此，作此篇文字表明基本看法，转基因讨论是我们共同学习提高的契机和素材，诚恳提醒就转基因发声的人文学者以及社会学者和媒体人认真审视所发表的言论，修正和调整未经思考或考虑不周的相关内容，认认真真地就转基因展开讨论。各位学者即使在重要问题上尚未能与科学共同体的结论达成共识，但在进入有关转基因及其外延的学术研讨之前，常识判断仍然是所有沟通的基础，完全可以认识到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以及这个结论是讨论所有转基因扩展出的问题的科学前提。期待跨学科交流的良性互动，本文则既可看做一个相互交流的开始，也可以作为系列反驳文章的序言。
《转基因反对者从未触及真正的科学问题，科学家呼吁同行质疑》
2018年2月19日，发表于《科技日报》。
作为现代生物学技术的重要应用，转基因在国内外备受关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论争，持续十多年仍未平静。
反对转基因一方常见的一个立场是：要学术自由，要允许争论。这与科学界不少严肃学者们倡导的质疑精神很相像。
但完全外行的争论、质疑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吗？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姜韬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对科学研究，任何人都有知情和质疑的权利，但具有学术价值的质疑，只有懂行的人才可能提得出来。
科学问题本身就是稀缺资源
科技日报：反对转基因的声音体现的是科学的质疑吗？
姜韬：不是。从形式上看，他们确实在质疑专业科学家的共识、科学共同体的结论，列举表面上有科学背景的反转研究结果等。
这些质疑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不是真问题，即为臆想或虚假的问题，不属于学术层面上的质疑。臆想的问题多由外行提出，比如人类食用正常转基因食品会不会也被转了基因等。第二类是真问题，但都是科学家已认识到和解决了的问题，比如含转bt基因的食品会不会有积累和滞后的毒害效应等。然而，质疑者却由于立场、价值判断、道德判断等原因，对这些视而不见或拒不接受科学结论。
科技日报：有没有第三种可能，这些问题是质疑者想到了，但科学家没有想到也没有解决？
姜韬：这么多年来，来自反转方的一个真问题都没有。实际上，科学问题本身就是稀缺资源，能提出问题的人，一般要比解决问题的人更难得。比如，转基因的核心问题——转基因安全性。除了从事转基因研发的科学家外，专业的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专家都有充分的考虑和研究，外行难以超越。
科学家呼唤同行质疑
科技日报：在转基因的讨论中，为什么科学家一再强调要把专业科学家与“隔行学者”严格区分开？
姜韬：我读大学时，数学家陈景润的重大突破鼓舞着所有科学爱好者，我经常看到有人到学校递交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一次恰好遇到数学系的一位负责人，正严厉指出这种行为影响了数学系老师的正常工作，请他们不要再来。当时我对这位负责人的做法不太接受。
几年过去，我在生物学实验室实习，师兄们和我要面对远道而来，硬要找当时健在的李汝祺教授、张龙翔教授辩论生物学尤其是进化论的质疑者时，才深刻理解了那位数学系负责人——这些质疑者并不具备学术辩论的基本素质，提出的问题在知识上和逻辑上基本都有缺陷，有些甚至是臆想的问题。
科技发展到今天，越来越高度专业化和精细化。外行，尤其是在实验科学中连各种精密仪器都接触不到的人，是不可能提出超越专业科学家已思考或解决了的问题的。
科技日报：质疑科学共同体高度关注的问题，门槛是否就更高了？科学共同体的结论是否可以质疑？
姜韬：质疑科学共同体高度关注的问题，门槛非常高。质疑者的见识和水平不仅要完全理解现有的讨论，甚至要超越当前的讨论。具有学术意义的质疑，必须是懂行的人才可能提得出来。隔行学者，是相关知识的科普对象，不是进行专业学术问题的讨论对象。他们对科学共同体定论的质疑没有意义。
科技日报：怎么理解现在很多科学家所倡导的质疑？
姜韬：科学家呼唤的质疑，是学术同行间的质疑，这会带来学术意义上的新信息和重要启发，这也是科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倡导质疑，并非鼓噪社会大参与带来的外行臆想。
（原标题：《转基因反对者从未触及真正的科学问题——访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姜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