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巨贾：家国浪潮中的财富担当与时代推动者。
清朝末年，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交织，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商业巨擘财富富可敌国。他们凭借敏锐的商业头脑和过人的胆识积累了巨额财富，心怀家国，在国家有难之际挺身而出，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推动了历史生产力的发展。
伍秉鉴：十三行的商业翘楚与慈善家。
19世纪初，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留广州一口通商，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外贸易的唯一合法通道。伍秉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嘉庆六年（1801）接过怡和行的重担。他凭借卓越的商业才能和诚信经营的理念，迅速与各国商人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将怡和行的生意拓展到茶叶、丝绸、瓷器等多个领域，甚至涉足金融与房地产。至1834年，伍家估算其财产已达约2600万两白银，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巨富。
尽管拥有巨额财富，伍秉鉴却心系国家和社会。当广州地区遭遇自然灾害，百姓流离失所时，他慷慨解囊，捐出大量财物用于赈灾和救助百姓。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伍秉鉴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与外国商人频繁往来，不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还为西方文化的传入和中国文化的传播搭建了桥梁。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被彻底打开，广州十三行的垄断地位逐渐丧失，伍秉鉴的商业帝国也遭受重创，但他在商业和慈善领域的贡献仍被后人铭记。
乔致庸：晋商儒商典范与家国守护者。
19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乔家的商业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乔致庸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毅然弃文从商。他秉持“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的经营理念，对乔家的生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拓展。在他的努力下，乔家的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业务遍布全国200多处，资产雄厚，成为晋商的杰出代表。
乔致庸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位爱国的儒商。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社会动荡不安时，他积极支持国家的抗敌斗争。他捐资为军队购置武器装备，为抗击外敌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乔致庸还非常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他在家乡兴办私塾，为贫困学子提供免费的教育机会，培养了一批有识之士，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储备了人才。乔致庸的商业成就和爱国情怀，为晋商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为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雪岩：红顶商人的家国情怀与洋务先锋。
晚清时期，国家内忧外患，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胡雪岩出身贫寒，却凭借着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在商业领域崭露头角。他协助创办福州船政局、上海采运局，开创胡庆馀堂雪记药号，涉足多个行业，积累了巨额财富。
胡雪岩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洋务运动中的积极贡献。他成为左宗棠的得力助手，为左宗棠的军事行动和洋务事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中，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商借外债，总计达1870万两白银，解决了左宗棠的燃眉之急，为收复新疆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此外，胡雪岩的胡庆馀堂雪记药号以“戒欺”为宗旨，生产的药品质量上乘，不仅为百姓治病救人，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传统医药行业的现代化进程。然而，胡雪岩的商业帝国最终因政治斗争和市场变化等原因而走向衰落，但他的爱国精神和对国家的贡献依然值得后人敬仰。
张謇：实业救国的先驱与教育革新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张謇作为清末状元，毅然放弃了仕途，投身于实业和教育事业。他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认为只有发展实业，才能使国家富强，摆脱列强的侵略。
张謇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同时，他还在南通等地创办了众多企业，涉及纺织、航运、盐业等多个领域。他的大生纱厂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重要代表之一，为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张謇不仅在实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还在教育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创办了多所学校，包括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大学等，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和实践，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被誉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
叶澄衷：近代五金业的开拓者与爱国实业家。
叶澄衷早年家境贫寒，但他凭借着诚信和勤奋，在商业领域逐渐崭露头角。清同治元年（1862），他在上海虹口开设顺记五金洋杂货号，成为中国近代五金行业的先驱。叶澄衷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卓越的经营管理能力，不断拓展业务，在全国各地开设分号，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五金商业帝国。
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叶澄衷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他积极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抵制外国商品的倾销。他还捐资创办学校，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叶澄衷的商业活动不仅为自己积累了财富，也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被誉为“五金大王”，他的商业成就和爱国精神为后人所敬仰。
王炽：滇商的领军人物与社会公益家。
19世纪中叶，云南地区的商业发展相对滞后。王炽青年时与旅渝滇商合营“天顺祥”商号，来往川滇互贸，随后又与席茂之在昆明合资开设“同庆丰”商号，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成为滇中富商。王炽的商业活动涉及金融、贸易、矿业等多个领域，他的“同庆丰”商号在当时的金融界具有重要地位，被誉为“南帮票号”的代表。
王炽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他捐资助学，修建学校，为云南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他还修路建桥，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促进了地区的经济交流和发展。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时，王炽慷慨捐资，支持国家的抗敌斗争。英国《泰晤士报》曾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统计，王炽排在第四位，这充分证明了他在商业领域的卓越成就和国际影响力。王炽的商业成就和爱国情怀，为滇商树立了榜样，成为滇商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盛宣怀：洋务运动的商业巨子与国家建设者。
清同治九年（1870年），盛宣怀入李鸿章幕，开始了他在洋务运动中的辉煌历程。他曾任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华盛纺织总厂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等职，并创办了中国通商银行，官至邮传部尚书，一品衔。
盛宣怀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积极参与创办近代企业，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他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第一家轮船运输企业，打破了外国轮船公司对中国航运业的垄断；中国电报局的创办，使中国的通信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华盛纺织总厂的建立，促进了中国近代纺织业的发展；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成立，推动了中国铁路建设的进程；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标志着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开端。
盛宣怀的商业活动不仅为自己积累了巨额财富，也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通过创办近代企业，培养了一批近代化人才，推动了中国经济、交通、通信等领域的现代化进程。然而，盛宣怀的商业活动也存在一些争议，他在经营过程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盛宣怀在洋务运动中的贡献和影响是巨大的。
徐荣村：近代贸易的开拓者与国际传播者。
徐荣村年轻时到上海当买办，是最早抵达上海当买办的香山人之一。他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的蚕丝和茶叶在世界市场上的巨大潜力，于是积极从事相关贸易，将中国的特产远销海外，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徐荣村在商业活动中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创新精神。1851年，他率先将中国的丝绸和茶叶推向国际市场，并在伦敦世博会上，凭借“荣记湖丝”获得了金奖，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这一事件不仅提升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知名度，也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开辟了新的渠道。在国家面临贸易困境时，徐荣村积极探索新的贸易模式和市场，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他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家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徐荣村是中国近代贸易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商业成就和爱国精神为后人所铭记。
刘歆生：汉口的“地皮大王”与城市建设者。
刘歆生出生于贫寒家庭，但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在商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凭借对市场的敏锐判断，大量购买土地，成为了汉口的“地皮大王”。在他的经营下，汉口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商业街区和住宅区得以开发建设。
刘歆生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还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他投资建设码头、道路等基础设施，改善了汉口的交通条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在灾荒时期，他积极救济百姓，为百姓提供食物和住所，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刘歆生的商业活动对汉口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是汉口商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商业成就和社会贡献为后人所敬仰。
孟洛川：瑞蚨祥的掌门人与文化传承者。
孟洛川一生掌管孟家企业，他注重品牌建设和质量管理，使“瑞蚨祥”商号成为当时颇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商业品牌。他的“瑞蚨祥”商号以经营绸缎、布匹等商品为主，以其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赢得了市场的认可。
孟洛川在经营商业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他的“瑞蚨祥”商号不仅是一个商业品牌，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他通过经营绸缎、布匹等传统商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在国家面临文化危机时，孟洛川积极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孟洛川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为后世的商业从业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清朝末年的这十位商人，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卓越的商业成就，积累了巨额财富。他们在国家有难之际，他们或捐资支持国家的抗敌斗争，或投身于实业和教育事业，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或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百姓谋福祉。他们的商业成就和爱国精神，不仅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是清朝商业史上的璀璨明星，他们的故事将永远被铭记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