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通世故
郑光策的故事中，有一段特别引人注目的情节发生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这一年，乾隆皇帝南巡杭州，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君主，乾隆的每一次出行都牵动着朝野上下无数人的心。在这次南巡过程中，皇帝下旨召集各地的才子学者，命令他们在杭州的敷文书院进行一场特殊的考试，以此来选拔人才。这次考试不仅是对才学的检验，也是对个人品格的一种考验。
郑光策作为当时文坛的新星，自然也在受邀之列。他带着满腔的抱负和对未来的憧憬来到了杭州。然而，当他抵达考场，面对的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大臣和珅。和珅不仅是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更是乾隆身边的红人，他以一种高傲的姿态坐在御座下的脚几上，要求每一位考生都要向他屈膝递卷。
对于大多数士人来说，为了前途，他们或许会选择暂时妥协，毕竟和珅手中的权力足以决定他们的命运。但是，郑光策却是个例外。他深知自己的立场，也明白自己的原则。在他看来，向和珅屈膝不仅是对个人尊严的侮辱，更是对科举公平性的破坏。因此，当轮到他时，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屈膝，而是选择以一种坚决的态度面对这位权臣。
郑光策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愤怒地侧目而视，他的神情表达了对这种不平等对待的不满。随后，他毅然决然地与同样感到不满的闽士林乔荫等人一起，向和珅行了一个长揖，然后毅然离开考场，返回了自己的家乡。这样的举动无疑是对和珅权威的一种挑战，也是对自身信念的一种坚持。
和珅对此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心中的怨恨导致他将来自福建的考卷搁置在一旁，不予审阅。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一些矛盾，也体现了郑光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不妥协的精神。他的行为虽然在当时被视为“不通世故”，却也赢得了那些同样厌恶不公者的敬佩。
二、进言献策
在郑光策回到家乡之后，他并未因之前的挫折而消沉，相反，他更加投入到学问之中，尤其喜欢研读那些能够应用于治理国家和社会实践的书籍。除了广泛涉猎诸如《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这类经典史学着作之外，他还深入研究了多位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作品，例如陆贽、李纲、真德秀、王阳明等人的着述。这些书籍不仅丰富了他的学识，也为他日后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吏部即将举行新一轮的官员选拔，郑光策却表现出了对出仕的淡漠态度。他认为如果真的被迫出仕，宁愿选择担任教职，既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又能维持生计。这种态度反映了他对仕途的谨慎态度以及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到了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湾地区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农民起义，清朝政府派遣福康安前往镇压。在此期间，福康安途经泉州时，得知郑光策在当地任教，便召见了他。郑光策在此次会面中展现出了他的才能，提出了多项针对平叛和后续治理的策略，受到了福康安的认可，并被采纳实施。
次年的正月，巡抚徐嗣曾前往台湾处理起义后的善后工作，再次邀请郑光策提供意见。郑光策提出的关于改善台湾吏治的建议也得到了徐嗣曾的高度评价。尽管福康安和徐嗣曾都希望郑光策能亲自前往台湾协助处理事务，但考虑到母亲年迈，郑光策婉拒了这一邀请，选择留在家中尽孝。
除了为国家大事献策外，郑光策还在地方事务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福清县，溺女之风盛行，这是一直困扰当地官员的问题。郑光策利用自己在福清书院的影响力，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他深入分析了这一风俗背后的社会原因，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禁止措施。这些努力虽然短期内可能难以见到显着成效，但长远来看，有助于改变这一不良风俗，提升社会道德水平。
三、掌教鳌峰
嘉庆二年（1797年）九月，郑光策接受福建巡抚汪志伊的邀请，担任了鳌峰书院的主讲。这一时期，他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改变当时教育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所用者非所习，所习者非所用”的现象。郑光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应仅仅是让学生掌握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所谓的“经邦济世”。
当时的士人往往要么沉迷于空洞的哲学讨论，要么埋头于古代文献，远离现实社会的需求。这种现象导致学界的思想变得空虚，士人的品行也受到影响，“气习污下，奔竞卑鄙”。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光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郑光策在鳌峰书院的讲席上，首先强调了“立志”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明确了自己的志向，才能更好地吸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实践之中。他借鉴了历史上那些成功人士的例子，指出成就一番事业不仅需要超群的学问，还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因此，他教导学生要以古人中的杰出代表为榜样，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
在教学方法上，郑光策主张以经史为核心，通过讲解历史上的案例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将所学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他相信，国家设立书院的初衷是为了辅助学校的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学校是考核学业的地方，而书院则是日常学习和积累知识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他希望能够在学生中培养出既有扎实学问又有良好品德的人才。
由于郑光策的严格要求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学生们也开始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并且更加勤奋地学习。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学生的学习态度上，也反映在他们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上。许多学生开始关心社会事务，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展现出了一种新的士人风貌。
郑光策的努力得到了汪志伊和后任巡抚李殿图的高度赞扬，他们认为郑光策的教学成果堪比当时的另一位着名教育家蔡文勤（世远）。这一评价不仅肯定了郑光策的教育理念，也认可了他在培养学生方面的成就。
四、桃李满天下
郑光策在鳌峰书院执教期间，以其严谨的教学态度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众多学子前来求学。他对学生的作业总是细致入微地审阅，即便是日常的课卷也从不马虎，几乎达到了每日忙碌的程度。他一生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其中最着名的两位弟子便是林则徐和梁章钜。
林则徐在青年时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鳌峰书院度过，这里是他学术生涯的起点。在郑光策的指导下，林则徐不仅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知识，还广泛接触了各种经史典籍，这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郑光策对林则徐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学术层面，更重要的是，他传递了“经世致用”的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了林则徐一生的政治实践，成为他日后成为禁烟英雄和政治改革家的重要基础。
梁章钜的父亲与郑光策是至交好友，因此梁章钜从小便受到郑光策的影响。他在少年时期跟随郑光策在洗银营赵氏的红玉斋读书，学习诗、赋、杂文等多种文体。郑光策对梁章钜的要求极为严格，一次，郑光策让梁章钜阅读《离骚》，梁章钜轻率地回答已经读过，但当郑光策询问其中的具体内容时，梁章钜却答不上来。这次经历让梁章钜深刻认识到读书必须深入理解，而不仅仅是走马观花。正是由于郑光策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梁章钜后来得以成为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
除了直接教授学生外，郑光策也非常注重解答学生的疑问。他对后辈的请教总是耐心解答，不厌其详，这使得他在学生中享有极高的声望。
在教学之余，郑光策还非常关注社会民生问题。他曾多次上书福建当局，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改革的建议，涵盖了从全局的改革理论到具体的法治建设、农田水利、煮海盐政以及财政管理等多个方面。他的这些提议，反映了他对社会现状的深刻洞察和对改善民生的强烈责任感。
郑光策的思想深受明清之际几位大儒的影响，特别是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他们都强调实践的重要性。郑光策继承了这一传统，反对空谈理论，强调实际的行为和成效。他不追求表面文章，而是致力于通过实际行动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郑光策虽有深厚的学识，但并不急于着述，他认为真正的学问应该先从修身做起，然后再推广到社会，只有在无法改变现状的情况下才会考虑着书立说。因此，他生前并没有留下大量的着作，仅有一些诗稿和古文，自题为“西霞丛稿”。这些作品都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充满了对现实的关切和对未来的展望。
在他去世后，梁章钜根据郑光策的遗愿，编辑了他的遗稿，编成了《西霞文钞》上下两卷，并请汪志伊作序，由郑光策的学生陈孔扬负责印刷出版。此外，还有《诗钞》和《俪体文钞》未能及时刊刻。
郑光策去世后，士林中人无不惋惜。到了道光年间，林则徐看到郑光策生前所画的“抱膝图”，不禁感慨万千，挥笔题诗，表达了对恩师深深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