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如今在国家大事上的最大原则，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改革加速，边疆求稳。
内改加速，从他急于推出两署十一司、收拢天下财权这两件大事就能看得出来；边疆求稳，从他不肯真让舒尔哈齐取代努尔哈赤也看得出来。
为什么他如此坚持这两个原则？真的只是为了察哈尔之战吗？不尽然。
察哈尔决战固然是国家大计，从高拱时代一直图画到现在，说是朝廷上下众望所归之事也不算过分，更加是朱翊钧眼中的头号焦点，但是对于高务实而言，他知道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场战争。
察哈尔是什么属性的一股力量？游牧，哪怕布日哈图引入了一定的农业生产，又开始学习叶赫搞商业，但归根结底，察哈尔依旧是一股游牧力量。
击败游牧力量需要什么？汉唐两大盛世的鼎盛时期已经给了后人范本：强大得反超游牧民族的骑兵力量，就是击败游牧民族的不二法宝。
卫霍是如此，李靖也是如此。尤其是从李靖的辉煌胜利可以看出，击败一支看似强大的游牧力量，甚至可以只需要一支人数并不算很多的精锐骑兵——当然前提是足够精锐。
大明的骑兵相对于左翼蒙古察哈尔而言或许算不上足够精锐，但在高务实的帮助下，大明的骑兵倘若能集中使用，实际上也并不畏惧单独一个察哈尔了。
正所谓精锐不够数量来凑，骑射不够火枪来凑。只要国力强大，依然可以集中一支强大的骑兵力量，对察哈尔打一场短平快的骑兵闪电战——正如李靖之于东突厥那样，或许细节有差，但意思大致雷同。
成祖远征漠北之所以声势浩大而战果寥寥，那是因为成祖整体力量虽强，但步兵到了茫茫草原之上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他手里的骑兵又并不足以对当时的残元形成压倒性优势，于是数次出塞，都打成了躲猫猫之战。
高务实平时老拿察哈尔之战忽悠朝廷上下对他的意见让步，却不代表他真的很担心察哈尔有多难打。对于战胜察哈尔，他的信心很足，而且预计需要的时间并不会很长。
他真正担心的，还是壬辰之战。
壬辰之战，是指发生在万历二十年到万历二十六年的明朝、朝鲜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因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又被称为“万历援朝战争”、“万历朝鲜之役”等。此次战争，看似只是明朝、朝鲜与日本三方之间的战争，但其所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首先，由于壬辰之战耗时长，使得明朝的粮饷耗费巨大，财政紊乱，赋役加重。作为援朝前线的辽东地区，物资消耗巨大，以致于朝鲜都在战后称“辽左一路，困于辽东之役，骡子、车子都已荡尽”。
而朝鲜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土地偏少，粮食储备根本不够几十万大军的供给，因此明朝还得既出人又出物，需要从明朝运输粮饷。
但当时明朝正在走下坡路，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所以只好增加盐引、关税来筹集军饷。对此，有学者计算，关于明朝在朝鲜战场上的支出、武器装备费用与交通运输费用等，大约有两千万两以上。巨额的粮饷导致明朝三大国库太仓库、太仆寺库和京通仓储的空虚。
对于这样庞大的军费支出，明廷内部痛心疾首：“太仓入不当出，计二年后，六军万姓将待新漕举炊，倘输纳愆期，不复有京师矣”。
事实上，他的担忧并无道理，因为军费庞大，为了弥补国库空虚，朝廷只好增加税收，“其后接踵三大征，颇有加派”，致使人民负担沉重，百姓怨声载道，而这也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其二，援朝战争导致明廷内部矛盾加剧，党争激烈。先是以李如松为首的武将与以宋应昌为首的文臣，在战争中因政见不同而产生矛盾，在战后又因论功行赏产生摩擦，双方各自为自己的阵营谋划利益。
在此次支援朝鲜的明军中，分为北兵和南兵，北兵善骑射，但他们攻城却很受限，而南兵多炮手，攻城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论功行赏时，却使北兵居上，从而引起了南兵的不满。史载“南北军不和，军中流言传布”。
此外，东征将领频繁更替，经略由宋应昌替换为邢玠，提督由李如松换为麻贵，兵部尚书由石星变更为李祯……如此一来，朝廷矛盾重重，加剧了政局的不稳定性。
万历二十一年，当战争进入和谈期时，明朝内部却围绕是战是和争论不休。不久后战事再起，沈惟敬、石星等人受到弹劾；
二十五年，赞画主事丁应泰弹劾杨镐“贪滑丧师，酿乱权奸，结党欺君”等一系列罪名，随后，麻贵又弹劾杨镐与其副将李如梅私通倭寇，“媚倭将清正，与之讲和”。自后，杨镐被罢官。
这一系列的弹劾，反映了明朝内部林林总总的矛盾：党派之争、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文臣和武将的斗争、南兵与北兵的斗争等等，更加加剧了朝局的不稳定性，也进一步削弱了明朝的实力，为后来努尔哈赤的壮大提供了可乘之机。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援朝战争导致明朝辽东地区军事力量的削弱，这是导致努尔哈赤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辽东地区因为地理上最接近朝鲜，成为了最先派出兵力开往朝鲜救援的军队。但是，自开战以来至万历二十八年，辽东地区的九万五千士兵，能参战的仅有四万左右——这就是所谓李成梁嫡系(原历史中曹簠没被人救出来，曹家军实际消散)。
此外，除了辽东地区外，明朝还从全国各地陆续调兵前往朝鲜，先后投入约10万左右的兵力。但朝鲜战场犹如一个烂泥潭，致使明军损失极为惨重，在整个战争期间，明军共伤亡三到六万，战马损失亦极大。
这场战争使得明朝军事力量受到削弱，尤其是辽东地区，过多地抽调兵力造成本地防守空虚，从而为建州女真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
壬辰之战时期及之后，努尔哈赤一边与明朝虚与委蛇，一边加紧了统一女真的步伐，逐渐收服了海西女真四部，而后蒙古与野人女真皆被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逐渐征服。
但受到影响的只有大明吗？不然。万历二十六年，也即1598年年末，丰臣秀吉的军队回到日本，七年征战几乎一无所获。
他们确实掠走了很多朝鲜奴隶，后来这些人或是被迫在农田劳作，或是在奴隶市场被贩卖；他们确实抓走了有着先进技术的朝鲜陶工，日本的陶瓷工业因此而繁荣；他们确实带走了大量铜活字，为日后日本印刷业短时间内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外，有数千册珍贵图书被掠夺回日本，很多被收入德川家康修建的图书馆，日本人因此掌握了书中的知识。朝鲜的绘画、卷轴和宗教用品同样损失惨重，甚至连石塔和珍木也没有幸免。
正是因为这些掠夺来的物品，后来的日本人才会将丰臣秀吉的大陆侵略战争称为“陶瓷之战”或“活字之战”。
然而，和成千上万丧生的日军士兵(对死亡者数量合理的估计在七万到八万之间，其中一部分死在战场上，更多的人死于艰苦的环境和疾病)，以及为了支撑这场战争从日本经济中抽取的巨大财富和资源相比，文化领域的发展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如果无法攫取大量新土地，如此巨大的代价必定得不偿失，而秀吉的军队没能达成上述目标。因此，日本人将秀吉野心勃勃的征服亚洲之战总结为另外一个词“龙头蛇尾之役”，即开始时雄图壮志，到头来两手空空。
朝鲜之役结束一年多以后，日本的和平岌岌可危。丰臣秀吉的继承人丰臣秀赖年仅五岁，而丰臣秀吉给他安排的“监护人”前田利家也于次年去世，德川家康再无强大掣肘。
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整个日本上空，内战的两大阵营开始划定。
一方是德川家康，他被认为是后秀吉时代日本实力最强的大名，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因此实力更胜一筹。
支持德川的大名大多在东日本，德川自己的领地也在这里。参加过朝鲜之役的老将，如黑田长政、锅岛直茂、宗义智和对秀吉忠心不二的加藤清正(加藤支持德川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大名仅仅效忠于秀吉本人，因此在他死后迅速改换阵营)。
另一方是反对德川的大名们的松散联盟，他们主要来自西日本，以五奉行之一的石田三成为首。同德川一样，石田也宣称自己只是为了维护秀吉的遗产，不过实际上他也怀着夺取统治权的个人野心。
支持他的大名包括以下几人：朝鲜之役中的重要人物宇喜多秀家，他是壬辰战争中侵朝日军名义上的总大将，也是五家老之一，曾发誓要保护秀赖；五家老中的另一位毛利辉元，他曾经指挥日本水军同李舜臣交过手；九州的基督教大名小西行长，他在两次入侵中均是先锋，参与谋划了停战期间的大部分外交骗局；泗川之战的胜利者岛津义弘，他割下了大量鼻子作为战利品；小早川秀秋，他是小早川隆景的养子，后者是在1593年的碧蹄馆之战中击败明军的九州大名。年迈的隆景死于1593年，享年六十五岁，没有子嗣。
关原合战以东军的胜利告终，战争结束后，发生了所谓的“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转封”，反对德川的八十七位大名的领地被没收，然后被赏赐给幸运选对阵营的大名。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动乱中，丰臣秀吉之子秀赖没有被废黜。他保住了大阪城及其周边六十五万石的领地，虽然只有他的父亲留下来的三分之一，不过仍然是日本领地最大的大名之一。
德川家康知道，除掉这个孩子的时机还未成熟，日本人还没有忘记秀吉的权威。现在离太阁之死不过两年，如果选择在此时彻底颠覆丰臣家，那些刚刚向德川宣誓效忠的大名势必会生叛心，同盟必然瓦解，部分大名会选择站在秀赖一边。从取得关原合战的胜利到灭亡丰臣家，德川家康又耐心地等待了十四年。
与此同时，壬辰战争对朝鲜的影响比对日本还要大得多。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朝鲜人因秀吉的侵略直接丧生，其中既有浴血疆场的战士，也有手无寸铁的平民。除此之外，战争导致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很多人死于接踵而至的饥馑和疾疫，再加上那些被掠为奴隶再也没能回家的人，朝鲜损失的人口很可能高达两百万，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
日本人在第二次入侵时推行的焦土政策，以及农民弃田外逃的现象，给朝鲜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特别是南方的粮仓庆尚道和全罗道。朝鲜农田的损失率高达五分之四，这不仅意味着食物供给严重不足，也意味着政府税收收入大幅减少，而当时的政府急需税金重建国家。
朝鲜从未从这次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战争结束百年之后，它的耕地数量仍然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战争结束两百五十年后，曾经的王宫景福宫仍然是断壁残垣。
这种衰落又导致了另一个严重后果，即当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因为小冰河期的影响以及努尔哈赤自己作死的排斥汉人政策，后金开始出现严重的饥荒，于是后来不得不南下征服朝鲜——朝鲜一触即溃，被迫上贡，开始了既对大明称臣，又对后金称臣的“双端上贡”，国内水深火热、一团乱麻。
整个东北亚的局势，都被这场战争所影响，而且几乎全部都是消极影响。这显然不符合高务实的理想——他希望捏合这些力量用于对抗“西风东渐”。
如何让壬辰之战的消极影响尽可能降低，同时利用这场战争达成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才是高务实如家长般操心的真正原因所在。
不过，高务实担心自己的后手安排得晚了些，这却有些小看了高逸民，或者说小看了京华在辽东的力量。
高逸民是能带兵的人，他判断出既然前方曹簠大军刚过，努尔哈赤面对三面合围又不可能还留下多余的兵力在外晃荡，那么这一路追赶无疑就是安全的。
于是，高逸民在辽阳以高务实的命令带了三百家丁直奔抚顺关而出，追赶曹簠大军。
抚顺关虽然是边关，但现在是在大明朝，边境与后世的规矩可完全不同。简单的说就是女真人要入关很麻烦，需要很多手续，而明人要出关却很方便，几乎畅通无阻——毕竟关外的女真各国名义上都是大明的卫所，没理由我堂堂明人居然不能去。
寻常人都能出关，高逸民自然更不必说。三百骑丁在他的带领下扬雪如尘，沿着浑河河谷一路向东，在杨元尚未赶到之时便抵达了赫图阿拉城外。
算算时间，正是明军三将开会、高务实与刘馨纵论女真局势之时。
“报！”曹簠帐外响起传令亲兵的声音：“大帅，京华高参谋求见。”
曹簠一愣，问道：“哪位高参谋，可是逸民先生？”
外头答道：“是的，大帅。”
“逸民先生到哪了？”曹簠连忙站了起来，对戚金与麻承勋道：“逸民先生此时前来必有要事，我等且出帐一迎。”戚金、麻承勋欣然起身，虽曹簠一同出帐。
高逸民只是高务实的家丁，在京华辽东有些地位罢了，本不值得堂堂副总兵亲迎，但曹簠刚才其实已经说明了原因：仗打到现在这个份上，高逸民却来了，那必然是有要事。而且高逸民绝不会是主动要插手什么，只能是秉承高务实的命令而来。
既然是高司徒的信使甚至代表，那又岂能不迎？回头万一高逸民给高司徒的汇报中提一句他曹某人傲慢无礼，高司徒会怎么看？那还了得！
一出帅帐，曹簠便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笑着道：“曹总戎别来无恙，逸民又来叨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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