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亥京察的结束，看似一场风波已经过去，但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下来高务实的动作并未稍停，甚至颇有些打算势如破竹、乘胜追击的意思。心学派一方更是觉得压力巨大，应接不暇。
丁亥京察事毕的次日，高务实便上疏言及此前《取用疏》得到批准之后，他与户部同僚和衷共济，终于将预定增设的两署十一司编制及规章制度拟定完毕，随时可以上呈以奏。
两署十一司之两署，即预定增设的户部审计署、户部关税署。按照高务实在《取用疏》中所言，户部也要效仿兵部“四侍郎制”，另外增设两名侍郎，专职分管两署。
朝野共知的是，户部增设两侍郎和昔日高拱在兵部增设两侍郎，其实是大不相同的。
兵部增设两侍郎，基本上只是多了两个侍郎官职。其中戎政侍郎相当于给京营直接空降一位文官去领导，在兵部内部并没有新设机构，可以说戎政侍郎的直接“下属”就是京营。
另一位侍郎则更多地像是储备干部。高拱的本意是一旦某地有事，或者某重要疆臣意外出缺，朝廷可能一时找不到人选接替，如此兵部的这位侍郎便可以直接顶上。
这位侍郎在兵部任职期间，主要任务便是留心各地防务现状，做到对各方边情都有充分了解，随时能够完美接替任何出缺的重要疆臣一般指九边地区的总督。那么换句话说，兵部也无需为此另设机构。
无需另设机构，意味着虽然增加了两位三品大员，但这一改革仍不能算作是“结构性”的改革，它是作为现有体系下的某种补充完善而出现的。
高务实的户部四侍郎制改革却显然不同与此，其不仅增设了两位侍郎，更关键的是增设了两署十一司，这是典型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最直观的改变，就是户部变得更加膨胀了。
众所周知，六部的地位排序是“吏、户、礼、兵、刑、工”，户部在六部之中的地位仅次于掌管天下铨务的吏部。
这一点甚至从别称上都能看得出来：吏部尚书号称天官，户部尚书号称地官。剩余四部尚书则只能靠后一档，各分春夏秋冬四官：礼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
与此同时，如果论编制规模，则户部反超吏部，同时也力压其余四部，一直是朝廷的第一大衙。注：吏部编制不大，别说比户部了，它比兵部、刑部、工部都小，大抵只和礼部相当。
本来就是最大的衙门，现在还要继续膨胀，而且一膨胀就要直接多出十一个司，这就太惊人了。
司是什么级别？按理说也不高，主管官员为郎中，级别为正五品，尚不及一知府。
然而大明与鞑清不同，鞑清是京官不如外官，因为外官权力既大，油水也足；大明是外官不如京官，京官不仅地位明显高于外官，而且升官容易，权力也大，同时还不像外官一样天天被都察院盯着这里的都察院包括以都察院本职外派的巡抚、巡按。
京官中的任何一位郎中，只要他自问行得正坐得直，是完全不虚七品御史的。外官则不然，头顶就有一位按台老爷在，哪怕你是二品布政使，见了那区区七品的按台，不少时候都得自称下官，弯腰赔笑。
况且现在六部之中的吏部、礼部、兵部、工部这四个部都各自只有四个司，而户部本就是按照十三省布政司分的十三个司刑部也是，这样你还要直接增加十一个司，不嫌夸张吗？
然而高务实不嫌夸张，在他的思维里，三省六部制中的户部本来就叫做民部，事关民生的事情按理几乎都归户部管，这如果放在后世是什么概念？
那意味着户部至少相当于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农业部、工信部、民政部、资源部、商务部、审计署、人民银行、国资委、国税总局、统计局、市监局的集合体。
与此同时，诸如交通部、水利部、住建部、文旅部等的部分职能，户部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如此来看，光按十三省来分各司，显然是不够用的，必须进一步专业化、直属化才能把各项工作条理清晰地办好，而不是让很多事情找不到对口的衙门，最后闹来闹去互相扯皮。
打个比方，就说盐务问题，广盐侵蚀淮区，南京户部始终管不好是为什么？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有一条必然不能忽视：南京户部管不着广东的财政，包括盐务。
南京户部可以管南直隶以及浙江、江西、湖广的粮税征收，但这里只是粮税，其余绝大多数财政事务仍由北京户部管辖，至于广东，那就更和南京户部毫无干系了。
换句话说，从南京户部派出到扬州的盐务官员，只能管理淮区盐务，对于广盐的侵蚀他插不上手，顶多只能上奏到皇帝面前，让皇帝来宸断并下旨解决。
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南北二京的户部名义上是同级而并不互相隶属的，因此北京户部又管不着上司为南京户部的淮区盐务，如此它显然也不大可能为了淮区盐务的稳定，去责怪自己管辖的广盐——老子的儿郎们就是这么能打，你待怎的？有本事咬我啊！
你瞧，这就坏菜了。
所以高务实很反感这种行政权力被分割，导致事权不统一，各地之间互相扯皮的结构。这种分裂造成了无法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各自为政，使各种事情陷入内耗，最终损害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
因此他一直认为，光是按照十三省来分司财权是有问题的，何况大明的行政结构也很独特，它在十三省之外还有两京南直隶、北直隶，因此很多专门的事项必须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统管，同时还得把两京的特权取消，一并来管辖。
当然，鉴于南京六部也有积极意义，高务实倒也不是说非要让整个南京六部完全变成养老院，只是必须把“南北并立”的局面改掉，明确以北京六部为主导，南京方面不能独外于天下。惟其如此，才能政令畅通，上下齐心。
这些道理对于高务实而言是无须解释的，他有这样的心思和举动也几乎是一种本能，毕竟红朝的经验摆在那里，好与不好自有效果说话。
唯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权力越大便越需要监管得力。眼下户部由他自己掌舵还好说，可将来万一他调任了，这样的一个大户部就千万出不得问题，否则一不小心，结果就是灾难性的。
不过他才上任两个月左右，朝廷的财政窘迫也不可能立刻就得到根本性改善，显然皇帝暂时还不可能将之调职，所以还不必过于着急，监管问题到时候再议也来得及。
当务之急，还是先把大户部的架子搭起来再说。
心学派在本次丁亥南察中，损失了大本营南直隶地区不少位置，士气方面比较低落。高务实这道奏疏上去，虽然申时行和王锡爵都大为紧张，外界对此也议论纷纷，但却没有形成太大的阻力。
次日一早，朱翊钧的圣旨就下来了，批准同意户部进行四侍郎制度改革，增设右侍郎两名，分管即将设立的审计署与关税署。
与此同时，圣旨中还明确要求户部尚书高务实尽快举荐两侍郎及十一司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各级官员，要求他与吏部商议之后立刻上报。如吏部与他有不同意见，则两种意见同时上报，“朕自有宸断”。
话虽如此，其实不管是皇帝还是外廷其他官员，大家都觉得这句话只是句套话。吏部乃是实学派自隆庆四年年初以来一直的大本营，杨巍虽然不能算是完完全全的实学派，但从一直以来的表现看，显然他不可能反对高务实的举荐，所谓意见冲突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存在。
这么一来，高务实位于昭回靖恭坊的尚书高府再次变得门庭若市起来，形形色色各类官员都想方设法希望引起高务实的注意——这多么官帽子掌握在他手里，而且一听名目就知道几乎全是实权职务，谁不想去分一杯羹？
不过很可惜，高务实府上“高挂免战牌”，门子客客气气告知前来拜访的官员们同一句话：“老爷交待，近来事忙无暇会客，还请贵客体谅则个。”
别说其他官员了，便是实学派出身的官员都进不了高府大门。那就没法了，大伙儿只好陪着笑脸，留下自己的拜帖告辞而去。
高务实倒也不是故意做作，眼下这种敏感时刻，他的确不便会客，否则你有你的渊源，他有他的关系，大家都跑来求官，高务实到底给谁不给谁？无论怎么做都不好，还容易遭人非议——这几乎是必然的。
事实上，对于分管两署的两位侍郎人选，高务实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决定。
主审计署的户部右侍郎，高务实打算举荐杨俊民，主关税署的户部右侍郎，高务实打算举荐赵于敏。
杨俊民字伯章，号本庵，乃是故兵部尚书杨博之子。其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拜官户部主事，历任礼部郎中。隆庆初年升为河南提学副使，万历初年曾任太仆少卿。其父杨博辞官退休，杨俊民也主动辞官，侍奉父亲回乡。
后来杨博去世，他在丁忧期满之后起为原官，今年丁亥京察正好考满，考绩为优，满足升迁条件。
高务实用杨俊民，虽然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派系考虑，需要将晋党继续团结在实学派内，并且保持其作为自己主要臂助的目的，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杨俊民本身精于财务。
这个年代的山西官员比较另类，其中表现优秀的大抵分为两种：一种精于边务，一种精于财务，杨俊民属于后者。
在原历史上，杨俊民在万里十九年至万历二十七年这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一直官居户部尚书一职，只此一点便看得出他长处所在。
要知道，户部尚书这个位置可不好干，尤其是碰上朝廷用度开销巨大的年景，一个弄不好就是丢官去职，甚至被追究责任的下场。终明一朝，户部尚书“出事”的几率非常之高，完全称得上是高危职业。
杨俊民显然不算运气好，因为在他任职户部尚书的这段时间里，爆发了援朝抗倭之战。
虽说此战真正的军费其实是以朱翊钧内帑提供为主，户部只能算打了个下手，然而爆发这样规模且持续数年的大战，对于国内的经济也是有严重影响的。
杨俊民的功劳就在于，没有让此战严重影响道国内的民生，各项经济指数基本平稳，也因此他的位置才坐得稳稳当当。
当然，彼时辽东的情况还是比较惨的，不过高务实不能拿他跟自己比——人家可不是几百年后穿越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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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高务实不打算让杨俊民分管关税署，因为杨家本身也是大富之家，族中产业颇多，同时也做边贸买卖，与土默特的贸易额相当不小。
虽然不曾听说杨俊民本人在原历史有什么经济问题，但高务实为了避免出现“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监督自己”的情况，还是打算让他管理审计而非关税。
至于赵于敏，这是高务实的老熟人了，在广西时便已熟识。而且赵于敏在京中没什么厉害靠山，因此很早便于高务实搭上了线。后来在一些事情上赵于敏也一直都站在高务实的阵营里，不曾有所动摇。
另外，或许是赵于敏在广西时便见识了高务实的经济手段，他此后在外地为官时也照本宣科地模仿过不少，效果倒也不差，看起来对财政工作有一定的理解。
赵于敏已经做到湖广右布政，单从品级上来说完全可以调任户部侍郎。同时，高务实也需要从自己的人里提拔一部分，这样才能形成向心力。
只不过这两个任命有一点点小问题：杨俊民和赵于敏都是山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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