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距离春节，还有两个多月。高翔命令种植一批生长周期为六十日的土豆，让大家过好春节。
刘士珍看着忙碌的人们，对高翔说道：“建造这么多的暖棚，花费很多，而且售卖的土豆还是按照正常价格，能赚回来吗？”
高翔解释道：“花费多，是必然的。事先我做了估算，通过两座煤矿销售煤炭，能够弥补一些，再加上人工方面，用土豆进行支付，还能弥补一些成本。短期内自然是亏钱的。但是，从长时间来看，还是赔不了钱的。甚至能有些盈余。
我做这些事情，目的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挽救百姓的生命。”
刘士珍感慨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祥云伯此举不仅实现了自身价值，还挽救了很多百姓，功德无量。”
高翔谦虚地说道：“我只是尽了我的一份力而已。对了。刘大人。浙江方面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这里的粮食可以优先为浙江运一些。”
刘士珍连忙表示感谢，说道：“那我先替浙江的百姓谢谢你了。自从你与英国公张维贤平定了倭寇之乱，浙江沿海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虽然粮食产量大幅下降，但是沿海的渔民可以下海打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粮食减产的缺口，再加上祥云伯运往浙江的土豆，浙江方面粮食危机基本解除了。眼下我们在全力剿灭常州的匪患。”
“常州的匪患？”高翔听了十分不解，就说道：“我记得当年我去浙江平定倭寇时，因为卫所缺员很多，就率人到衡州府招兵。当时的知府赵大勇故意与我作对。当晚将我灌醉后，第二天一大早就以到常山剿匪为由，躲我。这么多年，还没有将常山的匪患消灭。据我所知，浙江的卫所经过我和英国公的整编、训练，战斗力可是突飞猛进呀。小小的山贼，剿灭是轻而易举的。原因何在？”
刘士珍十分尴尬地说道：“这些年，对常山的匪患是年年剿，月月剿。从衡州府到浙江都司也都十分重视。怎奈常山的土匪太狡猾了，每次官军都是无功而返。英国公平定倭寇，在江南镇守那段时间也曾经亲率大军前往剿灭，也是吃了败仗。他走后，浙江都司抽调其他卫所的士兵，征讨了几次，也是毫无建树呀。
虽然此事不归我管，但是这涉及到浙江境内的安危，所以我也是非常着急。
前一阵子，由于粮食减产，一些吃不上饭的百姓就投靠到了常山，这使常山的山贼势力大增，竟然时不时地下山抢劫。搞得常山周围民不聊生，乡绅苦不堪言，纷纷到杭州请愿。
我们也想剿灭这股山贼，奈何其势力已经今非昔比，剿灭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呀。”
高翔问道：“那你们就没有向朝廷求援吗？”
刘士珍回道：“原来我们觉得仅凭一股山贼就请求朝廷支援，不仅没有面子，也会让大明上下笑话。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我们放下面子，向朝廷上了奏章，希望朝廷能够派兵支援，对其进行剿灭。可是朝廷的回复，竟然是一通训斥，一股小小的山贼，竟然让整个浙江都解决不了，这简直是无能。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正在抽调卫所，准备再次进行围剿。不得不说，多亏祥云伯及时解决了粮食危机，否则会有更多的百姓投靠这股土匪，那样问题会更严重。”
高翔询问刘士珍这股土匪的情况。刘士珍就将自己知道的关于这股土匪的情况说了出来。
原来，在常山盘踞的这股土匪，最初是当地人刘珍、刘宝哥俩因为忍受不了地主老财的欺压，率领佃户们杀了地主全家，抢劫了地主家的钱财、物资后，跑到山上落草为寇。
开始只有三十多人，当地的县衙没有将他们当回事，去征剿了几次之后，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双方互不往来。
刘珍、刘宝哥俩十分讲义气，对手下的兄弟十分大方。大家也都愿意跟着他俩干。周围受到官府、地主欺压的百姓也都纷纷加入麾下。
几年下来，常山的山贼也由三十多人发展到了二百多人。
他们势力的壮大，已经不满足于打劫路过常山的商人、官员等人了。有时候还主动出击，打家劫舍。
随着人数的增加，仅靠打劫地主老财和路过人员的钱财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
于是常山周围的百姓也都遭了秧，他们不仅抢劫财物，就连百姓家的女人也被掠上了山。
衡州府对常山的匪患也是下了一番功夫，怎奈卫所糜烂到了极点，根本不是山贼的对手。虽然组织了几次围剿，也是毫无建树。
当时，浙江的倭寇作乱十分猖獗，浙江都司将重点放在了平定倭寇方面，对于常山的山贼，也只能是静观其变，没有组织力量进行围剿。
倭寇平定之后，浙江都司才组织力量，对常山的山贼进行了围剿，但是几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英国公张维贤听说后，亲率军队前往镇压，但是仍然是失败了。直到他接到朝廷的圣旨，令其回京复命，他才带着遗憾离开了。
现在的常山山贼人数已经激增到了五千多人。不仅建造了数座山寨，而且地处险要之地，易守难攻。
浙江官府只能看着其越来越强大，对周边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只能是听之任之，却毫无办法。
高翔听了，就说道：“这股土匪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受压迫的百姓太多了。包括首领刘珍、刘宝，也是因为忍受不了地主老财的欺压，才不得不造反，落草为寇。
就算我们此次剿灭了了常山的山贼，如果不能缓解百姓与地主阶层的矛盾，必然还会出现此类事件的发生。我们就会陷入官逼民反，落草为寇，成功剿灭，再次出现官逼民反的怪圈。
我们解决问题，就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欺压百姓的地主、官员，发现一个，严惩一个。让百姓知道，被欺压了，有人为他们出头，他们自然会拥护官府，而不是选择与官府作对。
仅凭官官相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能让问题越来越严重。”
刘士珍听了，夸耀道：“祥云伯说得不错。归根到底是权贵欺压百姓所致。但是要做到为老百姓出头，主持公道，还是十分困难的。没有这帮乡绅支持你，你这个官员是干不下去的。朝廷任命的县令、知府等人，都是外省派来的，人生地不熟的，只能依靠这帮乡绅，管理辖区。”
长久以来，各朝各代都是将官府建立到县一级，而乡间主要靠乡绅、举人等民间力量管理。所谓的保长、里长等，也都是由当地有威望的乡绅担任。
几千年形成的默契，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