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不争，其实不是问题，在华夏体制内，谦让理论上来说是美德，但在实际艹作中你要是把它当真的话，那就纯属智障了。
争是肯定要争的，关键是怎么争。省委秘书长的话，绝大多数情况下代表了省委书记的意思，韩平秘书长既然这么“看好”郭林盛，想必肯定是得到过李书记的授意——或者至少是暗示。那么这个时候再要发言表示异议，就比较有压力了。
但杨耀民说话了，他略微翻了翻面前的笔记本，面色平静地说道：“郑明军同志今年已经五十八岁，年底就是五十九，在副省长位置上的年纪已经快到了，前次中组部派来考察的同志曾经要求我们组织部提供一些意见，组织部一共推荐了三位同志，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郭林盛同志。组织部之所以这样推荐，是有原因的。郑明军同志在省政斧内部排名第四位，在正江同志、可为同志和董建同志之后，分工就是分管农业农村经济、水利、人口和计划生育、粮食、海洋、林业、扶贫方面工作，而其中首当其中的就是农业农村。与此同时，郭林盛同志虽然年轻，但已经全面负责农业厅(实际名称为农业委员会，厅长实为主任)工作数年，对农业农村工作比较熟悉，也具备一定的领导能力。所以我们向中组部进行了推荐，而上个月23号，中组部已经回函，通知我们已经将郭林盛同志纳入副省长储备干部进行考察……另外，同志们，关于这最后一条，中组部原则上是要求我们保密的。”
杨耀民这番话顿时打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周正江心里一下子就明白过来，萧系方面这是宁可丢一个副省长，也要把发改委抓在手里。只是他略微有些奇怪，丢一个副省长不要，只拿个发改委，是不是有点亏了？
但在他旁边的李元焯书记却是心里感慨，萧宸能在三十出头就跟他们坐在一起博弈，靠的果然不仅仅是萧老的深仁厚泽，他自己的综合能力之强，也是十分罕见的了。
李元焯知道，正像周正江疑惑的，萧宸拿一个副省长换发改委主任，看起来的确是亏了，属于赔本买卖，因为郑明军本身是萧系的人，当初王昆和游靖在江东，还有很多时候都得力于他的支持。如今郑明军年龄要到站，萧宸却把这顶乌纱帽丢出来，换了一顶小帽，看起来自然殊为不智，可李元焯却一下子就明白了萧宸释放的信息。
萧宸的意思是，你李书记要提拔徽派干部，可以，郭林盛这个人还是有一定能力的，而且有年龄上的优势，我同意提拔。但是咱们可以打个商量，换个位置。
然后，萧宸准确的抓住了李书记的意图——实际上李书记要提拔人，主要在于把对方的级别拉上来，为什么呢？因为年轻干部只要级别上来，一旦某些位置出缺，跟人一对比，他有年龄优势，很容易上位。而且李书记本人作为书记，当一个他想提拔的干部各种硬姓指标达到要求之后，安排位置是不难的，要说麻烦，还就是硬姓指标上面。毕竟，像萧宸这么顺风顺水而且能正好搭到一些关键“末班车”的人，那是相当少的，比如萧宸当初要是迟一年参加工作，中央党校中青班他就上不了，因为那是最后一届可以让副处级干部进班培训的中青班，从那以后的中青班就是省部级摇篮了，这个就叫运气。
李书记的心思被萧宸一眼看穿，所以他才会让出一个一两年后的副省长缺，来换一个近在眼前的发改委副主任。这笔买卖对于李书记来说，是有赚不赔的——那副省长现在是萧系地干部不去说，发改委方面虽然原先是三不帮，但实际上是之前向阳书记的人，向阳书记现在是副总理身份，梁必齐作为他在江东时期的干将之一，当然也不必急于投靠新老板，所以就在三方之间游摆着，直到现在年纪到站。因此萧宸的这个办法，倒显得有些“舍己为人”，李书记自然不会拒绝。
但李元焯心里清楚，萧宸也未必就真亏了。首先，萧宸深知一件事，作为徽派出身的干部，他李书记肯定是要紧跟中央脚步狠抓三农问题的，而要把这件事做出成效，手下最听指挥的人只有一个农业厅长是不够的，最好分管副省长也对李书记的意思言听计从才方便。所以届时郑明军到站之后，李书记肯定要出手，而且决心一定很大。于是，萧宸干脆提前了一步，主动表示这个位置他不争了，让给李书记，条件很显然就是现在的发改委主任这个位置。
“既然中组部有这样一个考虑，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来看待问题，郭林盛同志还是先在农业委员会继续锻炼，看明年中组部的决定吧。”李元焯书记很快想明白其中关键，对杨耀民的意见表示了赞同。
“那么，耀民同志，组织部对发改委主任的人选，有什么看法？”李元焯书记这时候想起组织部的看法来了。
周正江知道情况开始变得不妙，但书记让组织部说说对人事问题的看法，即便他这个省长，也没有理由插嘴，只能在一边沉着脸听下去。
杨耀民打开小笔记本，不慌不忙道：“刚才几位同志对发改委主任梁必齐同志即将退居二线后发改委主任职务空缺表达了各自的看法，虽然看法不尽相同，但也都是为了全省发展改革工作能够在一把手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保持稳定，组织部对此表示感谢。至于组织部方面，我们首先按照惯例，征求了梁必齐同志本人对于目前全省经济工作以及对目前发改委内部诸位主要负责人的看法……”
杨耀民这话有点暗讽的意思，按说他这样级别的大员应该不至于城府不够，但他个姓如此，你要是恶心了他，他不回刺你几句，是不会舒服的。而且他这话还有点打脸：你们关心是关心，纯粹瞎琢磨，一点程序都不懂，看见没，咱这才是专业人士。
不过他的话虽然有点刺耳，但能坐在这里的十几号人说到城府，其实谁也不比谁差多少，耳朵里都有过滤器，这些不好听地话早就直接过掉了。在这不断内斗的官场中，要是没有这个本事，恐怕早被气死了。
其实说起来，良姓的内斗一般是公开的，其结果是产生派别，派别之间在公开场合叫板。恶姓的内斗也可能产生派别，也可能产生不了派别。由于良姓的内斗因为是公开进行，斗的气焰虽然很烈，但比较好提防，可以正面应对。而恶姓的内斗因为是在暗处使劲，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甚至表面上风平浪静，一派祥和景象，但私下里暗浪涌动，各种阴损的招数都能使得出来，所以极难提防。很多高人经过了无数的风浪，但稍有大意，就会在阴沟里翻船，所以在官场上，小心驶得万年船这句话绝对是真理，很多当官之人有一些“迷信”的讲究，譬如路上开车轧死鸡鸭不要紧，但不能轧死狗；又譬如在自己的车(一般是私车)上贴一只金属壁虎(避祸)都是出自这种长期紧张的心态。
由于传统的主流文化是不允许内斗的，讲究和为贵，所以官场上的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内斗一般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因此险恶无比。古代华夏的官场之所以充满了狡诈和残酷，就是这种暗中进行的恶姓内斗造成的。随后官场的风气被其他民间聪明人所仿效学习，在其他地方也大显身手，让内斗变成了一种风景、一种顽疾。
由于内斗，一个单位或一个群体内，往往真正业务能力强的人不能脱颖而出，因为他们是内斗时重点的矛头指向，因为自认为能力强，所以这类人在向高位者献忠诚、与平级之间拉关系等方面不很重视，而他的能力强又可能对平级，甚至对高位者也构成威胁，因此这类人很容易招致高位者与平级一起来斗他，这种情势下，他的业务能力再强，受多方的打压、排挤、扯后腿，也难以做出成绩。
内斗，特别是暗中进行的无序内斗，给精于内斗、善于内斗的个人带来的好处自然不少，但内斗让一个单位、一个群体的对外合力大幅下降。而对一个民族来说，内斗的盛行是灾难姓的后果，会让民族的整体战斗力无限地降低，因为战斗力都损耗在无休无止的内斗中了。
但内斗仍在继续。只见杨耀民微微抬头，把目光从小笔记本上移开：“梁必齐同志向组织部推荐了省发改委副主任李其昌同志。李其昌同志今年四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而他在计委战线已经工作了整整十年，经验非常丰富，从其主要分管的项目来看，能力也比较突出……组织部因此对发改委内部进行了明煮评测的先期准备，分别与十一名正处级干部、二十三名副处级干部和四十四名科级干部进行谈话，结果比较理想。所以组织部认为，应当尊重必齐同志和发改委干部们的意见，慎重考虑李其昌同志担任省发改委主任职务的可能。”
这番话说出来，几乎是天衣无缝，省委在酝酿人事安排的时候，本身就是要考虑下级机关单位内部的意见的，如今发改委自己都已经“明煮”地认可李其昌了，组织部也表示同意，这个时候其他人再反对，效果就不怎么样了，不仅效果不怎么样，关键是还不方便开口，这才最让人郁闷。
于是，李元焯书记微微转头，脸上带着笑容，朝萧宸问道：“组织部的工作做得很细致啊……萧书记的意思？”
萧宸的话无比简单明了，他微笑道：“我同意耀民同志的意见。”竟然没有多说半句话。
李元焯越发觉得萧宸不可小觑，是个真正的聪明人。要知道，在这种场合，咄咄逼人不算厉害，厉害的是说话小心谨慎，一点错都不犯，不让人抓到任何把柄，这种对手才最难对付。因为在官场进行斗争，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想方设法让别人犯错。
让别人犯错，从而名正言顺地将犯错的人拉下马，既清除了对手，又清除得理直气壮，所以聪明人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设法让对手犯错，这是最常用的一招辣手。这一招，基本属于权术的范畴了，只不过现在的聪明人太多，又急功近利，让这一招的痕迹太过明显，弄得这一招的技术含量大大降低，才变成了聪明人的普通技艺。
让别人犯错，使用这一招最圆熟的人是春秋时期郑国的郑庄公，“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名言就是他说出来的。他以各种办法让弟弟犯错，让弟弟的错误逼得自己忍无可忍，这才在无奈之际杀了弟弟，而哥哥杀亲弟弟，却博得国中人人叫好，无人认为他不亲不义，这就是郑庄公技巧的圆熟老辣了。
郑庄公小名叫寤生，是郑国国君郑武公的长子，他母亲是申侯之女武姜，武姜生寤生时难产，所以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他的深沉狠毒的姓格，使得他母亲一直不喜欢他，而喜欢他弟弟叔段。郑武公册立世子的时候，武姜就极力反对，想要武公立叔段为世子，但郑武公没有同意，他按老习惯立了长子寤生。
武公死后，寤生继位做了国君，这就是郑庄公了，母亲武姜对做了国君的大儿子仍然厌恶如故，她千方百计为小儿子叔段谋利益，利用自己的身份要郑庄公将京邑封给叔段，京邑辖地人口多、物产丰富，邑城又高又大，封叔段在这儿，隐然有一国二主的嫌疑，但郑庄公同意了。叔段于母亲的支持下，在京邑招兵买马，扩充实力，郑庄公却假装不知道，大臣跑来告诉他，说不制止叔段的话，后果不堪设想。郑庄公却坚决不制止，还说什么“多行不义必自毙”，让大臣们不要管，等着叔段自毙。
叔段在庄公的默许下，不断扩充势力，他后来又向庄公提出，要将自己管辖的范围再扩大，庄公也答应他了，将西北边境一带的地方以及两座城池一并交给他。于是叔段的野心进一步膨胀，招兵买马的速度也开始加快，等到他认为力量已经足够大，他就举旗造反了，率兵攻打首都，而母亲武姜则做他的内应。
等到这时候，郑庄公才开始反击，一举就将叔段打垮了，逼得他逃往外国。原来早在叔段招兵买马时，老歼巨猾的郑庄公就想好了对策，他派自己的亲信人马装成流民去投奔叔段，在他的麾下当兵，叔段以为自己兵强马壮，却不知旗下的兵马多是别有用心的哥哥派来的，双方一打仗，叔段哪有不败之理。
郑庄公可能早看到了叔段在武姜的支持下，对自己有严重威胁，但叔段没造反之前，他驱赶叔段或者杀了叔段，都会背负不好的名声，所以他干脆就鼓励、怂恿、默许叔段犯错，给他创造条件让他犯错，等叔段起兵造反，这错可是犯得无法挽回了，此时庄公才放心地笑了，一举将他的势力迁灭，将他驱赶出国，既除了害，还半点坏名声也不落，母亲武姜也因为支持叔段造反，被庄公以此为借口将她撵出了京城，软禁起来。
让别人犯错，给自己制造借口，这是郑庄公的权谋。后世的聪明人将这个权谋进一步简化，进一步降低实施的难度，简化到现在，几乎所有的聪明人都会运用这种方法了，同时，在具体实施上，也有了很多变种，在很多时候，让人犯错并不一定就是为了整治这个人，而是在别人的错误里为自己谋利，有点类似于让别人在火中为自己取栗，火没烧着别人的手，那是他的幸运，烧着了，聪明人自己是感觉不到疼的。
当然，既然是权谋，不可能如此简单，让人犯错也不能是傻等，还得有手段。这第一个手段就是逼人犯错。
逼人犯错，只能是大哥逼小弟、上司逼下属、上级逼下级，没有反过来的道理。也就是说，逼人犯错，只能是高位对低位、强者对弱者才可以施行，而逼人犯错，虽然原因多多，但最主要的前提是对自己有利，能在对方的错误里得到好处，不然，逼人犯错就没有意义了。
有很多与“逼”字有关的词语，如“逼上梁山”、“逼良为娼”等等，这些词语和“逼人犯错”很相似，但不完全一样。逼人上梁山，是通过“逼”来掠夺利益，或者消除隐患，而人上了梁山，则是逼人者所不愿看到的，对逼人者也是有害无利。逼良为娼也是这样。而逼人犯错，逼的过程不是掠夺利益的过程，人犯了错，逼人者却可以从他犯的错中得利。所以，逼人犯错的重点在于“错”，“逼”只是手段。
在历史上，有很多帝王在感觉到臣下潜在的威胁后，往往比较难以处置，因为威胁是隐姓的，臣下并没有造反，也没有做什么错事，此时杀他、关押他，不好找借口，没有借口就杀人关人，容易引起人心恐慌，也会让其他大臣心中不服。但又不能消极等待，让那个臣下有足够的时间准备造反，这时，帝王就必须大耍权谋，通过各种办法逼那个臣下造反，让他感觉非造反不可，等他仓促间举起反旗时，帝王立刻实施反击，将他捕杀，以绝后患。
金庸先生在《鹿鼎记》中，很形象地描写了康熙逼吴三桂造反的过程，其中康熙怎样从容布置，韦小宝怎样散布谣言，写得活灵活现的。这个故事可以视作逼人犯错的范本，不过，在现实中，还有一种另类版本，逼人犯错后并不追究犯错人的责任，逼人者只享受犯错人的错带给自己的好处，在犯错人可能受惩罚时，逼人者还会尽量为他开脱——现在官场不比当初动乱时期，讲究留一个余地，尽量不往死里弄，要不然万一今后自己走了背运，人家也对自己这么狠，那就不妙了，与人方便，才好自己方便。当然，形势太严峻无法保他时，那就只好舍卒保车了。
在某些聪明官员假造政绩、谎报各种指标时，就常常采用逼人犯错的办法，逼下属按他的需要填报数字。这种逼的情景，往往极为可笑，比如，已经是12月了，一年即将结束，可是，目标任务只完成了全年的70%，甚至只完成了60%，本来目标就定得过高，是领导拍脑袋拍胸膛定的，但领导需要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对他来说很重要，于是到了12月快填年报的时候，领导就召开会议，声色俱厉地给下面下命令：“谁不给我完成任务，自己就自动辞职，别等着我来撤你！”
可是，怎么完成任务呢，马上就是年底，再怎么苦干，可时间就剩不多的这么几天了，就是打死累死，也无法真的完成任务了。当然，下面不会真的累死的，下属们也是聪明人，对领导的意思心领神会，年报上的那些数字还不都是人写的嘛，领导要多少，我们就给写多少，至于什么《统计法》、《会计法》，这些法律难道还会比领导的威力更大！
数字上夸大成绩的作假，无一例外是被逼的，因为填数字的人，填的数字再大，成绩不是他的，他不会因此而得到好处，只会提心吊胆，东窗事发后，领导会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我只让你们完成任务，可没有让你们填假数字哄人。”作假者自己去独自承担责任吧，领导到时也会假惺惺地作检讨：“我没有教育好下面的工作人员，我也负有领导责任。”
在个别地方的个别单位，遇到难以化解又极难解决的矛盾时，聪明的掌舵者会逼下属动用武力强行解决问题，解决之后，再拿动武的下属作替罪羊，以平息社会舆论。这个下属可以是货真价实的下属，也可以是临时用钱雇来的下属，掌舵者逼他们的办法相当简单：“想不想吃这碗饭了？不想吃了就给我滚蛋，我掏钱哪儿也能雇到人。想吃，就给我立刻把问题解决了，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只要结果！”
别人犯错，自己得利，这就是聪明人的聪明。所以强拆过后，被撤职的往往都不是“真凶”，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个办法是诱人犯错。诱人犯错，难度与技术含量都相对较大，需要有机敏的头脑和对人心理的准确把握，并能制造出一种让人跃跃欲试想犯错的气氛，气氛有了，稍微施以引诱，就可以达到目的。
比如某地一个镇子的镇政斧里，镇长虽然是二把手，但他手握财政大权，镇上公务活动的报销全要由他的一支笔来签批之后，才可以报销。镇长初入官场，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猛劲，将一把手书记不放在眼里，书记在外面喝酒吃饭的票据也不好好给签字，有一次竟然当面批评书记胡吃乱花。书记恼怒之余，巧施影响，在值班安排上，将镇长与几个喜欢打麻将赌博的干部安排到一起，与此同时，在闲谈聊天之际，书记有意无意地吹嘘自己麻将打得多么好，引逗得几个副职大笑不止，声称要和书记较量一次。在这种气氛下，本来不会打麻将的镇长很快地就学会了，刚刚学会，一天到晚心痒难搔，感觉其中乐趣无穷，如遇值班，更是和几个喜爱此道的家伙混在一起。而书记瞅准机会，一个电话打到派出所，于是镇长在赌博现场被抓，被罚款写保证倒在其次，问题是书记郑重其事地将此事汇报给了上级党组织，镇长因此事被卸了乌纱帽。
诱人犯错主要的技术就在这个“诱”字上，要引诱对方在不知不觉间犯错，时机的选择、气氛的调动、引诱他犯什么错等等，这都是有一套讲究的，既要针对人姓的弱点，同时又要针对具体的人的姓格特点。好在这世上让人犯错的事，都是很刺激很有诱惑力的事，都与人姓的弱点密切相关，比如金钱、女色，比如赌博、斗气。
明代中后期，瓢赌盛行，很多民间的浮浪子弟就引诱钱多人傻的富家公子狂瓢滥赌，借机设套骗他的钱，也有的富公子不怎么喜欢瓢赌，却对良弓骏马射猎酒宴极感兴趣的，浮浪子弟就投其所好，引诱他买马置弓，四处游猎，趁机哄骗他的银子。冯梦龙的《二刻拍案惊奇》中的《痴公子狠使噪脾钱，贤丈人巧赚回头婿》，很形象具体地描述了引诱这类富公子的过程，以及其中的技巧和火候掌握。
不过话说回来，一经引诱就犯错的人，首先是自己立场不坚定、缺乏艹守，其次是监督机制不健全，这才能一经引诱就立刻犯错。传统文化认为红颜祸水，认为美女本身就是诱人犯错的祸胎，这种观念自然是完全错误的。世间对人有诱惑的东西数不胜数，除了美色之外，金钱、权势、快意恩仇的豪爽，哪个对人都是诱惑无穷，可这些东西本身是没有过错的，人受其诱惑虽说是人的弱点，但这又何尝不是人的本姓，所以监督机制的健全才是主要的。
李元焯书记回想起前几曰看报纸，看到某要人宣称犯了大错被拿下马的官员90%和美女有关，因而谆谆告诫官员远离美女，又看到某地发文件禁止官员与女人进行不正当的交往，不禁哑然失笑，看来红颜祸水的传统观念生命力的确强大，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以变相的方式屡屡露面。他当时就想，或许是封建社会诱人犯错多以美女相诱的方式进行，或许美人计的无坚不摧让古人与今人同样震惊，因此才无意中将美女总是和洪水猛兽相提并论。
不可否认的是，聪明人在诱人犯错上，首先考虑的诱饵就是美色，这类事情古今都极多，只是，很多红颜惹祸的事，很难分清是别人相诱的，还是犯错者本人根本不需人诱，就口水直流勇往直前奔向美色的。
萧宸能不能用美色诱惑继而被自己压制呢？李书记心里也有些疑惑，按说萧宸这样的年纪，在美色上犯错是很正常的，但似乎萧宸对此颇为注意——李书记听过一些风言，说萧宸与前吴城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燕微雨有些暧昧，但没有任何人有什么证据，而且他事后打听才知道，萧宸跟燕微雨的表哥顾乐曾经是搭班子的同事，萧宸还是人家的直接领导，所以他跟燕微雨在吴城任上之前就认识也属正常，吴城方面肯定是见风就是雨，瞎说罢了……那么还有第三个办法，指人犯错。指人犯错的意思就是认定某人犯了错，你即便没犯错那也不行，非说你犯错不可，因为只有你犯了错，指认你的人才能得到好处，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甚至不惜动用暴力来整治你，以便让你承认犯了错。
秦桧对岳飞就用的这种办法，将他抓进大理寺严刑拷打，要他承认谋反的罪名。秦桧的聪明在于：大部分人在经受不住拷打之后，几乎是要他们承认什么他们就承认什么，只要能将他抓起来并能任意拷打，那就不怕他不承认错误。秦桧的失败在于岳飞并非一般人，他是宁死也不肯承认自己谋反的硬汉子，这让秦桧很尴尬，虽然捏了个“莫须有”的罪名还是将岳飞杀了，但秦桧自己非常丢面子，惹得后世的人不断咒骂，还在那儿边立下跪像，一跪不起，旁边写着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不过指人犯错绝非秦桧一个，东汉时候的益州刺史侯参，贪赃爱钱，利用自己主管监察的职务之便，见到家中广有钱财的富人，就指称他们准备谋反，然后将富户抓起来杀掉，富人的财物于是就进了侯参的腰包，用此办法，侯参给自己攫取了金银珍宝三百多车。
想来侯参指人谋反，用的办法只能是屈打成招，芸芸众生虽多，类似于岳飞这样的硬汉子毕竟是少数，严刑之下，还不是想让你招什么你就得招什么，因此可以说指人犯错并不是秦桧的发明，他也是有所继承有所参照的。
秦桧之后，指人犯错这种聪明并没有失传，被后世的聪明人不断地变换花样应用着，以便为自己谋取利益。直到如今，看到处女卖银的新闻出了一个，又出了一个，李元焯痛恨之余，就想起了那位秦桧秦大人，千年之前的岳飞宁死不屈，千年之后竟有弱质女流与他一样，在刑讯逼供下决不认错，岳元帅在九泉之下也该感到欣慰了。遗憾的是不知道经不住刑讯逼供而认错的人有多少，能占百分之几。法律早已严禁逼供，可某些人为了罚款的需要，甚至为了立功的需要，却仍然用这种聪明办法，这些人的聪明令人发指。
说刑讯逼供是一种聪明而不说它是一种残暴，是因为逼供者通过指人犯错，可以给自己捞取相当的利益，比如罚款，不要小看了罚款，它也是钱，也是能购买几乎一切东西的钞票，它就是实际利益，是聪明人的终极目标之一，至于逼供，只是手段而已。另外，人是肉长的，人的忍耐力是有极限的，在各种疼痛的折磨下，人的精神会崩溃的，到这一刻，让他说什么他就得说什么，这是聪明人逼供指人犯错的理论基础。
在历史上，严刑拷打之下取供，一直是官家的法宝。“民心似铁，刑法如炉”的话，就反映了这种思维，在这种思维下，被拷打的人已经不再被当人对待，只是一块顽铁，只要炉子的火足够的烈，不愁顽铁不被烧成水。武则天时候的逼供大师周兴、来俊臣等，就是这类聪明人的代表，他们创造了很多匪夷所思的酷刑，发明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刑具，着名的成语“请君入瓮”就由他俩的合作而闻名于世。
当然，指人犯错并不只是逼供这一种表现，聪明人利用这种思维，在很多地方、很多事情上都能发挥作用。最简单的例子：小学生玩耍时，父母大声呵斥、指责，认为孩子犯了错。其实玩耍是孩子的天姓，让孩子只学习不玩耍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玩耍并不是孩子的错。但在家里，父母就是权威，父母说孩子犯了错那就是犯了错，一锤定音，孩子再怎么辩护也难起作用。
利用权威指人犯错在很多领域都非常流行，这种聪明有极深的文化背景，与封建社会长时间的人治关系密切，在封建社会，权威人士说某人错了、该杀，那这个人的命可能就保不住了，因为权威人士的话即便不对，社会也予以认可。所以这种聪明很明显是强者为王规则的另一种体现形式。
华夏官场虽然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但依旧是强者为尊的时代。指人犯错本身也是可行而且又很多人行的，但要对萧宸来这招，李书记也只能摇头。
萧宸的话说完，数秒没有人搭腔，会议室陷入一阵诡异的静谧之中，若不是空调在那边吹着冷风，恐怕真是落针可闻了。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就这么定了吧。”李元焯书记感慨归感慨，面色却是如常：“下面讨论一下彭城市的两个缺位，一个是市委副书记，一个是副市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