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另一边美国却正在进入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一经济社会发展黄金时期，恰巧是在美国第30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任期之内，所以美国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又被称为“柯立芝繁荣”。又因为爵士乐的兴起而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Twenties），但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隐患，后来直接导致了1929-1933世界经济大萧条。
美国士兵自欧战前线上归国拉开了这一时代的序幕，随后是爵士乐为代表的新艺术的诞生，崭新而自信的现代女性面孔的出现；尽管最后一场1929年的大灾变宣告了它的终结，但此一时期内无数具有深远影响的发明创造，前所未有的工业化浪潮，民众旺盛的消费需求与消费**，以及生活方式翻天覆地的彻变至今也令人难以忘怀。生活在繁花似锦的时代里，绝大部分美国人自然不会注意到全球经济危机的悄悄逼近，但是中国因为之前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和薄弱的工业基础，导致低附加值的产业过多，已经提前感受到了来自产品过剩的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浩劫，但却给美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战争初期，美国和中国一样利用“中立”的有利地位，利用交战双方对军需物资的大量需求，充当双方的兵工厂，迅速扩大军工生产和重工生产；此外，美国还在战争期间对英法贷款（中国则利用这一时期减少了外债，并且夺回不少自主权），并乘欧洲交战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减弱的良机，扩大工农业生产，进行商品输出。战争结束时，美国已从战前一个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到二十年代，美国掌握的黄金总额已达世界黄金储存量的1/2，控制了国际金融市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中心由英国移到了美国。这就大大加强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为更新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规模，迅速发展生产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从而为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忙于军工生产和重工生产，1917年4月参战后又忙于战争，所以无暇顾及陈旧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技术比较落后。战争结束后，美国靠在战争中积累下来的雄厚资金，并随着一些新技术的突破，出现了一个更新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规模以及采用新技术的热潮。与此同时，美国还大力推行“工业生产合理化运动”。当时，运动最有代表意义的就是泰罗制和福特制。早在19世纪80至90年代，年轻的工程师弗雷德里克?W?泰罗就着手研究工厂的科学管理，并发展成为一种理论。在这个理论成熟后，特别是中国的标准系企业采用的成熟的装配线和其他专业分工方式，业务外包市场的形成，以及蒙塔古—标准体系的引进，让美国工商企业中几乎每一个部门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科学管理。所谓福特制，即采用装配线作业或流水线作业技术。这种技术其实是福特汽车公司在和中国标准汽车合作后从标准系学来的，由于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所以在20年代初期，被应用于许多工业部门。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还以加强工业部门的科学研究工作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战后，美国大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科研机构，1927年据208个公司的报告，它们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总数近1200万美元。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工作的加强，推动了新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凭借其在一战中扩张起来的经济实力和欧洲各国战后经济尚未恢复之机，以及西欧各国在财政上对美国的依赖，夺取大量新的海外市场，实行资本和商品输出。一战后，美国以经济势力渗透取代了英国在加拿大的优势地位；在拉丁美洲，美国以“金元”外交、“大棒”政策并以“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掩盖口号，排挤欧洲国家的资本，使得加拿大和拉丁美洲成为美国垄断资本的主要投资场所。美国对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以帮助恢复战争破坏为名，到处运用美元，推行“金元外交”。这样，美国的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不断增长。
美国在夺取新的海外市场的同时，也注重扩大国内市场。在20年代，垄断资产阶级挖空心思，用五花八门的扩大广告宣传和赊购的办法来刺激汽车、住房及大件日用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这一点上美国这个移民帝国比起保守的传统帝国而言要有利的多。
美国的繁荣虽然初见端倪，但是吴宸轩和他的幕僚们早就关注着美国的发展，而致公会等华人社团也帮助中国科学院经济部的专家们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调查，现在这本厚达上千页的调查报告就在秘书处的内参室里，供给这些参会的人查阅参考。
终于经过反复的辩论和查找资料，大家都一致认为，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这也需要中国先解决外部的威胁（日本），和内部的紊乱（南京中央政府的空壳化和地方保守势力），最终大家选择相信国防军，能首先解决外部威胁，而政府和新华党方面则全力解决内部的紊乱，保证给二五计划提供一个平稳过渡的坚实平台。
从共和十二年的经济数据分析来看，现在陷阱的主要入口已经开启，主要表现为经济动力不足。不论是过分依赖外部经济（出口为主），还是内部经济萎缩（导致通胀），都是因为经济动力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全面下滑。以这个结论作为基准来看，最为可控的摆脱陷阱的方式依然是促进内需最为根本，因此增加就业（国家在大力提倡创业）并且最大限度丰富产业结构，尤其是高新科技产业和基础建设是在大环境制低迷条件下的一个重要补充动力，以科技优势来开辟稳定扩张的市场，加大工业产业的升级力度，并让优秀的企业有机会进入高新技术领域，并提升研发水平是重要缓解；同时合理促进城镇化，加大农业集中化和机械化，让农业人群收入得到极大的提升，同时城镇化新人口对于制造业的需求也是一个补充动力，但关键是国家不能在这个节点更多的发展传统的高耗能低附加值制造业，否则只会因为短期动力造成更大的产能泡沫，相反还要精简现有的一般制造业产能，加速研发和产品的升级换代，这将是这股动力的真正作用；最后，提升城镇人口收入，将是补充所有动力的联动环节，因为城镇人口收入增加才能带来更多的新产业创业机遇，带动新城镇人口的消费**促进制造业升级转换提供动力，所有的环节必须环环相扣紧密连接，尽量降低外部环境（国际市场）的变化造成的陷阱入口扩大、加深。所以经过五天会议，最终确定的二五计划的四项原则就是：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共和开国前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第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国家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之前大力发展的钢铁、纺织、粮油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部分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在二五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在不断吸引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同时，也要加大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中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
最后，在众人的一致认同下，吴宸轩把整个二五计划的核心，提炼为十个字，那就是“科技、公平、保障、基础、稳定”，在这十字方针的指引下，政务院和秘书处的众人又废寝忘食的进入了二五计划的具体编制工作中去，而周仲辅、吴蕴璋、苗若曦、邓先贤、李维常这些后起之秀也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实践他们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誓言。
在政界的精英们为了民族复兴而敬业工作的时候，其他战线上的中华儿女也在做着自己的工作，为这个古老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之林的巅峰而付出汗水甚至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