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再次回到了堑壕战的状态，虽然没有任何一方希望这样，但是战争本身的规律是人力无法扭转的。失去了中国远征军的强大而精密的突击力量，快速突破成了奢望。防御与进攻的费效比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比例，不管将军们说的再天花乱坠，士兵们都不相信凭借己方的炮兵和步兵能突破对方的防线，在前线双方的士兵已经达成了默契，任何威逼他们离开战壕去冲锋的军官才是他们的死敌。
所以西线最基本的战略就是坚守住自己的战壕，并且阻止对方的突破。这种战略一般都以消耗战，即将敌人的资源和人力消耗干净收场。但是某些雄心勃勃的指挥官还是想要通过一次决定性的战斗来获得胜利。英**队总司令道格拉斯?海格将军就一直尝试着使用骑兵来突破敌军防线，结果以英军为主的1917年的法兰德斯战役，在开始之前被认为会很快结束，但是最终还是成为了代价巨大的消耗战。
英法两国的政要和军方高层翘首以盼的中国远征军第四批四个师的装甲部队和两个联队的战术支援飞机和轰炸机却迟迟没有动身。终于在华的英法使馆的外交官们几乎同时给自己的国家发去了一封急电：“中国广州发生重大变故，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军警出动，街头出现武装冲突，似已死伤多人。”
而此时的京都郊外的温泉里，两个脱得一丝不挂的日本人正在泡温泉，但是从周围带着太刀巡视的青年和那些恭恭敬敬整理衣物的侍女来看，这两位可并不是乡野小民。
“宗方君，你认为坂西君策划的广州事变最终会走向何方啊？说着我还真有点期待呢”一位长得跟光头强八分相似的光头中年人对旁边一位面目方正唇上蓄须的中年人说道。
“明石君，说实话这事情上我看好你，坂西君太过操切，这样的行动不会触及济南的那位总长的根基，反而把他的反对派都送到了他的刀口下，殊为不智。”这位正人君子模样的家伙开口就对广州的坂西机关非常不屑“当年福岛老师慧眼识珠，推荐你去任驻沙俄公使馆附武官。如果你在广州的话，肯定不会把邹鲁谢持这两个笨蛋给弄的忘乎所以吧。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对大陆攻略的极大不负责任。”
“宗方君，坂西君也是为了加深革命党和新华党的矛盾，或许他还另有深意，我们没有到现场，有些情况掌握的不全，还是不要多做置评的好。”这位明石君说法上似乎是个正人君子，不过了解他的人可不会这么想。
这位在1904年的时候，他在去欧洲上任前向参谋本部提出工作资金预算100万日圆，绝对算得上一笔庞大的经费，要知道那时连兵库县知事，省军级干部的工资每月都只有100日元出头！参谋本部一时畏缩，当时参谋次长冈外史中将则完全信任他，并表示不问这些钱是如何花掉的。他在彼得堡了解了俄国的反对派实力之后，从日内瓦找到了一个秃顶小矮个子，通过观察，觉得能在俄国成功搞革命的必是此人，当下提出日本政府愿以资金援助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位一开始还以背叛祖国的理由拒绝接受，明石于是以“你身为鞑靼人，推翻号称民族监狱的罗曼诺夫王朝才是最大的爱国。于是这位鞑靼秃顶委托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用这笔钱做活动经费。进行了一系列颠覆活动，1904年沙俄内政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勒韦的暗杀；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的“星期日惨案”，一日之间4600名请愿的工人被打死打伤；6月战舰“波将金号”哗变的“六三”政变，都可以找到他的暗影。这些就是后世所称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的俄国1905年革命。可以说明石在策动敌国内乱来牵制对方方面已经是当世顶尖水平，他如何会看不出坂西的心思，不过是不愿宣诸于口而已。
“拖住中国远征军第四批的行程，利用广州的工商和政府的冲突牵制中国人在欧洲的实力增长，好为帝国陆军争取一些表现的机会。另外就是关东州的那些家伙又蠢蠢欲动了吧，别忘了坂西君还是位陆军的少将呢。”宗方对坂西的做法根本就不看好，他认为陆军不满意和俄国一起作战，而且胜利了也不会有多少实惠，倒不如先扩大帝国在满蒙的势力。
“嗯，或许有这方面的考虑吧。”明石倒没有想到陆军竟然敢动东北的主意，不过从这帮陆军参谋的胆大包天的德性，似乎也是有可能的。“对了，广州的工人似乎待遇不错吧，为什么这么容易煽动起来？”
“是啊，菊人公，您觉得这广州事变究竟是何道理？”再次聚首国防部的会议室，这些大佬们都很清楚，这是为了商议如何应对广州事变。刚刚从北平赶回来的吴运程对于广州事变还么有概念，所以趁着开会前的十分钟时间跟徐老打听打听，
“据说是工人先闹起来的，似乎是对工资不满意吧。”黄鑫培正好进来插言道。
“不至于吧。”吴运程觉得似乎不合道理，难道此中还有什么隐情不成，要知道这时候工人阶级，还没有像是后世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据做苦力工人的一位当事人回忆：“那时候想在码头上下力不那么容易呐，要先找一个可靠的人做担保”，还要一次性*交纳“租轮子”钱（2元左右），“下河钱”（2元左右，交纳下河钱之后才能在码头上干活），自己购买简易工具如箩筐、扁担等。一旦成为码头工人，就有了固定下力的权利，也就有了收入的保障，那时候重庆各码头基本上每天都有活儿干，所以在码头工作后不久，他就将向亲戚借的7元本钱还上了。
当时他家有七口人，生活是非常艰辛的，因为“家人等着我的工钱吃饭”，所以只要是苦力活，他都去做，比如帮人抬滑竿、埋死人等。虽然那时候收入时好时坏，但工钱还是够家人温饱。据老人回忆，他给有名的“傻儿师长”范绍增抬过滑竿，一趟五角，一天就赚了2元。因为当时物价低廉，米价才几分钱一斤，2元钱相当于他们家一年的租房钱，可见这对他来说是笔不小的财富，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但是情形坏的时候也不少，有时候没有“活路”干时，一家人就只好就着野菜喝粥，饿着肚子直到找到新的活儿干。
在普通人印象中，上学对苦力工人家庭来讲应该是件奢侈的事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老人回忆，他们家的小孩到了上学的年纪，也都去上学了，甚至“娃儿能读到什么时候就让他们读”，他们家的五个小孩基本上都上过小学。可见教育开支所占比例不大。此外，老人还提到当时重庆各码头上都有善堂，由当地士绅所办，主要负责提供一些免费药品，施粥施米、赈济衣物，还为赤贫家庭提供帮助，如资助子女上学、提供死后的安葬费等。特别是几个超级商会都跟着山东商会学习了员工管理的制度和方式，对于职工除了工资提高之外，还经常推行些小恩小惠的福利政策，所以在自治区范围内还真没有多少工人会去和老板闹薪水。
比如在荣家纱厂的普通女工，上班1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也就是说她转正后每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养活家人了。第二年，成为熟练工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时她开始有了些积蓄。而此时的云贵川和广东，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广州的日资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而与此同期的军政部门中，像山西各县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也才每月12元而已。
此时的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共和草创的这几年，上海16个工业行业中，工人月实际收入最高的前三位，最高的月实际收入可达40元以上。工人收入如此，那么工人的居住条件呢？有调查统计，当时上海的工人租房主要分为三种：租住工厂的工房、租客栈的铺位，以及自己租房子住。在所调查的97家纺织企业中，就有62家给所有工人提供住房，有8家给工人提供一部分住房。公司职员租住的工房条件比较好，甚至有的公司为职工建造了职工公寓。比如由广东中山籍华侨刘锡基开的“新新百货公司”，单身职工可申请免费住公司宿舍。宿舍还有图书馆、食堂、运动场等设施。而最为最底层的包身工的情况则属于第一种，他们基本以租住工房为主。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对一个纺织厂的60幢工房进行了调查，共和八年平均每幢住2.73户，15.32人。
既然吃住都包，薪资也足以养家糊口，这蔓延省港的大罢工确实让在座的不了解实情的大佬们困惑。除了这些新华的元老们不明就里，其实连远在京都的明石和宗方也不理解，在他们的印象里面，中国工人不是要被活活饿死是不会跟东家叫板的，既然工人收入不低，那么这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又是闹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