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鄂的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在日本的九州革命党内部却正在发生着激烈的内讧。乔夫童鞋因为大量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赠款，而留给总部的办报经费又相当之少，终于激起了革命党内部的反抗，章太炎、张继等人要求乔夫辞去革命党总理职务，另举黄克敌担任总理。宋遁初是支持章太炎等人主张的。后因黄克敌、刘揆一极力劝阻，为大局计，宋遁初才改变态度。然而，革命阵营的分裂局面已经出现，让宋遁初忧心忡忡。该年2月28日，当他闻知乔夫与黄克敌因国旗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乔坚持用青天白日旗，黄认为该旗与日本旗相似，万不可用。乔不让步，黄提出辞职）也对乔夫的领导能力感到有些置疑。2月，广州新军举事失败之后，悲观失望情绪笼罩整个革命阵营，革命党人信心大减、斗志衰弱，而作为革命党的唯一领袖乔夫又对党内工作不管不问。为了挽救革命，该年5月，趁乔夫来日本之际，宋遁初与谭人凤等人请求乔夫改革会务，扩大民主，减少决策失误。可是乔夫却对宋曾经支持章太炎耿耿于怀，态度十分横蛮，而且极不负责任。他冷冷地对宋遁初说：“革命党已经分裂，有力者尽可另树一帜。”
宋遁初等人对乔夫彻底失望，为了让革命不至于半途而废，宋遁初、谭人凤等人于该年6月，在东京研究决定，成立革命党中部总部，调整革命策略、重整革命队伍，以期早日革命成功。会上，宋遁初以政治家的胆识，彻底否定了乔夫在两广沿海地区零敲碎打的自杀式会党策略。革命党中部总部在上海成立后，宋遁初作为革命党中部总部的灵魂人物，领导革命党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革命重心，加强与各革命团体的联系与联合，并制订了宣统元年到宣统三年在两湖及江淅同时起事的战略部署，虽然在吴宸轩看来宋遁初的革命兵*运计划还是幼稚的很，不过好歹也算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革命策划案，比起乔夫同学当年搞起义屡败屡战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当年的泰州起义成功后居然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发展革命力量，领导人只知道固守孤城，张贴告示，听任效率低到渣的清廷慢慢调集兵力合力绞杀革命力量，还自以为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这些在武翼新军的参谋们看来，“就应该把那些革命领导者挨个枪毙上十遍，见过蠢的，见过愚的，但是愚蠢到智商侮辱猪的奇葩指挥官还真是头回见。”（段总参的原话）
光绪末年，武汉新军各标营就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这一点上吴宸轩不是自夸，几乎没有任何国内武装力量可以像武翼新军那样丝毫没有革命势力和会道门的渗透，如果是革命党还能被礼送处境，如果是会道门的信徒，都已经在情调处和统调处的训练基地里被人道毁灭了，死得连渣都不剩。也正是因为如此，无论是革命党还是清廷亦或是国外的情报组织对武翼新军的认识都是武翼新军刻意展示出来的那些实力，他们很难了解冰山之下的全貌，除非像是姓泰的那个铁家伙，搞的刀枪不入似的，一家伙撞到冰山上才明白什么是死神来了。
宣统元年6月中旬，鲁苏皖浙四省正在埋头发展经济，一派祥和气氛的时候，四川保路运动升级，新上台的载沣到底是皇上他爹，自家儿子的江山总是要上点心思，醇亲王童鞋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慌乱中急急忙忙下令抽调包括湖北新军在内的多省力量前往四川弹压暴*动风潮。这一事件对湖北影响很大，前往四川的湖北新军部队是革命党人占多数的新军三十二标，但是他们拒绝到四川，准备在进军荆州和宜昌的路上杀掉这位湖北提督，不过被居正以时机不成熟给阻止了。
宣统元年9月14日，湖北共进会、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领导人孙武、刘复基、刘公、蒋翊武、王宪章、居正等人在雄楚楼十号刘公寓所集会，以为湖北新军主力调走后，武昌空虚，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鉴于对形势的共识，刘复基建议如果此刻发动起义，共进会、文学社的名义都应该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使用武昌革命党人的名义进行合作，“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同心协力，争取胜利。看上去是一场拿身家性命博前程的豪赌，不过革命党的赌运一向不怎么靠谱，这次也一样的是漏洞百出，笑料不断，让情调、统调两处的特工们都当成茶余饭后的乐子看。
9月23日，湖北境内最有影响的两个革命组织共进会、文学社经过一系列磋商，总算是宣布合并，大家决定日后不再分彼此，一律统称“武昌革命党人”。第二天召开干部会议，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起义时间开始定为10月6日，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9月24日，也不知道这些家伙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做地下工作的觉悟，居然大模大样的召集各部队代表一百多人举行联席会议。详细讨论军事行动后临时政府的框架及人选，确定各参战部队行动方案和联络方式，这么多张嘴都知道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清廷探子就算是整天泡茶馆的废柴也都该知道起义的概况了。据说当统调处的余健听说蒋、孙两人提前二十天就召集百人以上规模的会议，很民主的讨论起义的各个环节，惊讶的差点没下巴脱臼“这样也行，哥们，你们的革命要是能成功，我们这些做情报的都干脆去喂猪养羊得了”，不过比被他当成奇葩的蒋孙二人更加奇葩的是清廷得知一百多新军参加革命聚会商讨如何革他们的狗命的时候，这些满大人们却毫无血勇的选择了用特赦来感化这些革命党，唉，真不知道他们是信的哪门子菩萨，整个一个被驴踢了的思路。
不过发生在武汉三镇的这场滑稽戏还没到**，很快10月8日晚，蒋翊武就被清廷很是客气的请去喝茶，顺便讨论一下社会治安群防群治工作，蒋同学毫不领情的摆脱了看守跳出巡警署围墙逃跑，据说当值的清兵居然以为他在睡午觉，都没好意思打扰他，待发现房子里面没有熟悉的呼噜声才意识到人跑了，然后又拖了大半天才调集巡防营的兵马去寻找失踪儿童蒋翊武，当然是一无所获。
清廷的奇葩事没落幕，革命党也不甘寂寞的上台表演了。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一位革命党的小兄弟叼着烟卷耍帅，一时没祭到乩，引燃了火药发生爆炸，虽然不在天津新港，但是也让孙武等人不幸被炸伤。而俄国巡捕更是闻讯前来搜查，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都搜走。湖广总督瑞澄闻听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彭楚潘、刘复基、杨洪胜三人也被请去衙门喝茶。这次清廷总算是发现让他们身首异处就不担心他们不告而别了，于是三人当天下午就成了烈士。这件事情让武汉革命党的情绪已经是箭在弦上，想想看也是这么回事，如果瑞澄大肆搜捕后宣布结案或许大部分革命党都会以为自己是漏网之鱼，再二也知道换个地方搞事情。但是瑞澄同学却错误的选择了引而不发，其实从后来的处理看，湖广总督瑞澂并不想扩大事态。10月10日，瑞澂即向中央政府报告事件经过，并邀功请赏。瑞瀓甚至采纳了很多拥护政府的新军军官的建议，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不予深究。应该说瑞瀓息事宁人的处理办法与10月19日的上谕精神是一致的，算得上是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好同志，可惜的是对于革命党的心理把握上却如此的低能，始终没有一点消息透露出来让革命党人安心，以至于凡是和革命党沾边的新军都惶惶不可终日，人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论冣就是爆发。显然手里拿着枪炮的新军革命党人不会束手就擒，起义已经是他们唯一的生路了，至少从他们了解的情况来看确实如此。
又是那个10月10日的早上，梅宝玑到新军工程营，对工程营的革命党说彭、杨、刘就义了，谎称革命党名册被搜走，武昌城门关闭，瑞澂将按照名单抓捕革命党。此时军中传言“清政府正在按有无长辫捉拿革命党人”，因为遭难的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皆曾剪去长辫。当天，另一位革命党人同样已经剪辫的30标排长张廷辅被捕，更加证实了传言的真实性。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而在当时政府公署的往还电文中，充斥着“人心浮动”的说法。在各种真假消息的刺激之下，整个武汉三镇已经是“人心惶惶，米价飞涨”，人们纷纷到银行挤兑套现，以致“市面买卖非现银不可”。
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革命党人决定在10日夜里第一次集合点名之时暴起发难，在营房发动军变。当时，他们仅有20颗子弹，所需武器要靠夺取楚望台军械库。傍晚，营中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队发炮，以便起事，然始终未闻炮声信号。而清方军官加紧戒备，对士兵控制甚严，气氛极度紧张。“将至日暮”熊秉坤正在营房楼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启元等革命同志布置“待举动”，忽然听得二排宿舍有骚动声响。二排正目、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等与清方营官、队官、司务长、排长在二楼发生正面冲突，其**进会员程正瀛响应金兆龙“动手”的召唤，向排长陶启胜开枪，又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及营主阮荣发开枪，打响“首义枪声”。
虽然历史轮回，但是这次吹响反清号角的依然是武昌的那一声枪响，革命还是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