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一超多极时代的到来，让国际形势变得明朗，中国虽然逐步从全球各条战线撤军，又宣布裁军100万，但是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全球部署、全球威慑的能力让第二强德国以及其他深陷二战的强国都不由得退避三舍，没有那个国家或者国家联盟敢于直面中国的霸气。当然私下里串联一下，给中国的全球部署添点乱子的本事还是有的。
中国在北美的军事部署就被美国和加拿大极力反对，而德国、意大利等轴心国也在背后怂恿，为了避免出现新的冷战，中国刻意降低了在北美的军事部署，除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两个永久划归中国的直属海外省之外，只在墨西哥的马萨特兰和曼萨尼约地区有两个与墨西哥军队共同使用的联合海空基地，圣迭戈和旧金山的军港也仅仅是租用30年，到期也将归还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当然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中华共同体移民不断涌入，到时候美国能不能把这三个州笼络在合众国内，还是承认其全民公决的结果允许其独立，被认为是有可能引起下一次大规模战争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诱因。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为首的中华共同体将成为亚洲大陆、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绝对统治者。复兴中的老欧洲与战败的美国加拿大都无力挑战中国。双方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还有南美诸国的争夺上还有很多领域是空白的，可以预见在这些地区中国势力与白人势力的斗争将会是这些地区不稳定的外部因素。
所以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新秩序的开始，在很少经历战火的南半球土地上，代理人战争变得十分频繁，这也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的全球冲突的主要形式。引起这样的变化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与德意、美加的直接冲突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恐惧，相比之下代理人战争似乎是个更安全的宣泄敌意的方式。也有其他的直接原因导致代理人战争的流行，比如在争夺某些资源或者市场的时候，超级大国（中国）和世界强国（德国、美国）发现扶持当地的反抗势力比挽起袖子直接下场的战争更省钱，并且随着电视、网络媒体的快速兴起，对公众的认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公众厌战战及对战争波及领土的情绪变得极为敏感，这使中国更倾向于资助和控制当地的反欧美武装反抗力量，比如在索马里内战中投放补给给当地的真神教反抗军。
双方常规军备的明显差距会促使较弱的一方通过盟友或非国家行为者开启或者继续战争，这样的情况出现在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战争（哥委战争）中随着哥伦比亚在第一次哥委冲突和加伊纳斯角战争及感恩节战争取得胜利进行的一系列代理人战争，委内瑞拉-圭亚那联盟因为没能通过通常的直接争斗的方式取胜，而开始依靠武装反抗组织和准军事组织如南美家园党来抗击哥伦比亚。
还有，一些国家的政府，特别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即使军事力量强也会因为民众反对而选择加入代理人战争，这样的现像随着二战结束在中国很常见，因为所谓的“二战综合症”——中国的老百姓虽然对恢复天朝上国的地位很有自豪感，但是战争中的惨烈牺牲在这个并不好战的汉民族主体国家里酝酿着强大的厌战情绪。这也是在一系列代价极高，耗时长的在中部非洲和北方领土的反红俄治安战的直接战争之后，重新提起了厌战情绪（被称为“反恐综合症”），后通过代理人战争加入南美哥委战争的推动因素。
一些国家比如美国也有可能会通过代理人战争躲避可能的国际间的来自盟友、利益伙伴、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反对，美国虽然在二战中战败，但是有条件的投降和充分的战争动员让美国的军事实力反而有所增强，民族危机感的深重，让美国在周边发生一些事态变化时也更倾向于通过战争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特别在长久的和平条约、盟友协定或者其他的国际协定中表面上禁止直接的战争的时候（破坏这样的协定会带来许许多多的不好的结果-国际间的负面影响、事先列在协议上的惩罚、其他团体和他们盟友的报复行动）。
在一些情况下，有些国家可能会因为金融原因加入代理人战争：支持非法团体、叛乱分子、非国家行动者或者不先进的联合军队（经常用过时的或者剩余的装备）比部署国际力量便宜得多，同时可以在延长战中首先承受人财伤亡。比如意大利就因为本土军队的孱弱而不得不通过代理人战争维护自己在北非西部地区的权威，经常对西撒哈拉的反意大利武装部落进行空中打击和支持摩洛哥仆从军越境清剿。
另一种常见的导致因素是安全威胁的存在。领导人从对手的军事力量感到威胁的时候有可能会采取攻击性的回应，比如在第三方国家建立对自己有利的政府，使对方感受到己方的强势以巩固己方的地位。对手可能会尝试破坏这样的行为，同常是通过支持一个偏向自己的党派（例如那些直接或间接受自己控制的、同情自己情况的或意识形态相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方或两方认为他们支持的一方处于不利的条件，他们通常会加大军事力量和财经力量的支持。如果被支持者感受到了物质威胁或者希望脱力表面上的失败，同样一场代理人战争会在两者之间发生。这是许多场发生在中国和德意、美加的二战后期间的代理人战争的主要原因，同样是在秘鲁和阿根廷的持续的一系列战争的原因，更是埃塞俄比亚内战的原因。
这种代理人战争通常会促使区域局势动荡。比如说，在东北部非洲，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南美的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之间、秘鲁和阿根廷之间的战争使所在区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些冲突在其他的事之间造成了影响，导致了埃塞俄比亚内战、南美解放者运动的兴起、刚果内战以及真神传统教武装的再现。从太初三十年起，超过500，000人在埃塞俄比亚丧生，自太初三十八年以来超过220，000人在刚果丧生。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超过1000人在发生武装冲突后的短短一个月中死去，在索马里，自太初三十五年以来超过8000人死去。自太初二十五年以来，在印度南部诸独立邦国间的教派冲突造成超过17，000人死去。
总的来说，冲突的长度、激烈程度、伤害一般随着交战方得到外部支持能力提高而猛烈增长。比起一般战争，代理人战争中交战方更不愿意进行外交谈判，和平谈判更难以奏效，而对基础设施造成的毁坏会大很多倍。
由于外部力量的介入，独立的战争也会升级为代理人战争。比如说埃塞俄比亚内战以工人党民族主义革命者和当地真神教政教合一的支持者（真神党）之间的内战为开端，但是当中国和德国开始分别支持真神教、工人党民族主义者的时候，就演变为了代理人战争，并且导致了埃塞俄比亚的长期战乱和最终分裂。
中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战后也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影响力，借助联合国安理会的平台调处各方冲突，并且通过派遣观察团、对战乱地区进行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甚至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形式对战乱进行平息。毕竟作为世界大家庭的带头大哥，任何战乱最终都将会让中国的全球威信遭到损害，而且中国经济已经越来越全球化，稳定的市场和资源供给才是最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欧美世界已经沦为挑战者，他们可以通过搅浑水来捡洋落，而中国则必须防止掀桌子的行径。
战后的中国很重视在全世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增进人类技能和潜力，并为此投入资源。自太初三十年以来，千年发展目标一直是这项工作的指南。中国主导的联合国发展援助工作的几乎所有经费都来自各国的捐助，欧美为了在复兴本国经济时获得中国的市场准入与资金技术支持也不得不随同中国进行这方面的投资。例如，在145个国家驻有工作人员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助着减少贫穷、促进治理、处理危机和保护环境的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150多个国家主要从事儿童保护、免疫接种、女童教育和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工作。贸发会议帮助发展中国家为发展目的最充分利用其贸易机会。自太初三十年以来，世界银行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赠款，并在二十年内在100多个国家支持了多个发展项目。
太初三十五年，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计划援助厄立特里亚7亿中元，这笔援助款项的80%将用于阿斯马拉及红海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的重建，这也让红海沿岸的海盗问题得以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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