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在信阳仓库任副连职管理员，我的其中一个任务是给出差的领导们“跑卧铺票”，一次政治处少校干事张超的父亲回老家想让我帮他买卧铺票，可我跑了一天却没买到，他自己花却高价买到了，三年后他成了政治处主任。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火车有了卧铺，人们乘坐火车使用上了软硬卧铺票，既便于工作和休息，也显得出行有派头，然而文件规定，师以上首长可以坐软卧，团以下领导只能乘坐硬卧。
但我知道，我们的仓库两位主官，上级批准可以坐软卧，我是从1989年接任仓库管理员一职，从到任的那天起，给领导乘坐火车出行购买卧铺票，便成了我的任务。
我们仓库在信阳市，然而当时的信阳市及周边，军师团级单位不少，我们仓库确实不算什么大单位，在信阳市驻军里也不显眼。
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仓库不仅有3-4名仓库领导，还有业务处、政治处和管理处三个机关，有许多干部和战士，每年的出差机会蛮多的。
如果上级工作组检查完工作离开仓库，首长一行卧铺票，是无论如何一定要解决的，而这些，都成了我这个小中尉的任务。
但是，当时“跑票”行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一事一次”，意思就是拿一次票，要给车站分发卧铺票的客运室主任意思意思，否则，你第二次厚着脸皮去拿票，很可能会遇到“没票”的结果。
然而，也有可能当天真的没票了，毕竟信阳站在京广线上，无论如何也算不得一个大站，车站都是过路车，没有始发车，预留的卧铺票，真有可能被上级站、友邻站，或当地重大会议和接待调用，这种情况很正常，也很普遍。
一天，政治处的张干事来到我的办公室，想请我给他的父亲买一张返回银川的卧铺票，父亲年龄大了，再挤火车返回，做儿子的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从张干事那我才知道，银川到信阳1400公里，他父亲来时是坐硬座来的，但上车后才知道他的票是站票，车上到广州的人多，在部分路段，车厢厕所里还挤了3、4个人，走廊上，座椅下面都是人，他那近70的父亲，竟一路站着过来。
老人劳累了一辈子，能吃苦，但20多个小时的站立，下车后腿也肿了，张干事接到父亲后，看到父亲的腿眼泪都下来了。
老人在他家住了一个多月，想家了就想回去，张干事想无论如何也要给父亲弄一张卧铺票，不能再让老人受那个罪了，他想到了给单位“跑票”的我。
张干事是个正营职的老干事，给我这个副连职干事说这样的私事，我自然要帮忙的。
我问清了时间和车次后，便骑着自行车到了十多公里外的火车站客运室，找到熟悉的客运主任说明了情况，但主任说，那天的票信阳站本来就4张，被一个单位提前买走了。
我一看拿不到票没法给张干事说啊，我出了主任办公室，就到售票厅去转，看到几个熟悉的票贩子，问他们有没有票，如果有，我掏高价也行。他们认识我，他们都说没有。
后来，我又打电话给另一个部队负责“跑票”的很要好的战友，我们平时互相帮忙，解决燃眉之急，我问他是否有办法搞到这张票，对方也给了否定的回答。
没办法，我回到单位，不好意思地把实情给张干事说了，张干事面露不悦，但嘴上没说什么，我说，要不我明天再去看看，他说不用了。
后来，我听说张干事自己到车站跑了好几趟，最后从票贩子那多掏了300元才买到了第二天的卧铺票。
我纳闷，不是说仅有的4张票被一个单位全买走了吗，怎么又有了？原来，那个单位一个人改变了行程，退了一张票。
不过，之后张干事见到我，仍然和平时一样打着招呼，但我心里一直觉得挺不是味的，好像我不用心给人买票似的。
1991年，张干事被任命为仓库政治处主任，仓库党委委员，成了管干部的干部。
年底，军区直工部莫副部长带着一位处长和2个干部，一行4人来仓库检查工作，考核“党委班子”，他们来之前就把行程通知了我们，提出订好4个人的返程卧铺票。
我的任务是他们到那天，提前打开车站贵宾室，请首长一行从贵宾室通道出站，给他们买好返程卧铺票。
受领任务后，我专程赶到车站客运室主任家，送上300元的礼品，提出了订4个软硬卧铺票的想法，说领导很重视，无论如何也要保证首长们准时返程。
客运主任很客气，说部队首长的事我们尽力办到，不用客气。
第二天，我却接到客运主任的电话，说让我到她办公室去一趟，我匆匆赶到她办公室后，主任说部队订的4张软硬卧铺票，不巧与市委领导用票冲突，根据规定车站首先保证市领导用票。
我一看当即汗就下来了，脸上也露出着急的表情。
客运主任说，先不要着急，她把情况向站里汇报，争取上级车站的支持。我出了主任的办公室，一个人站在走廊上，焦急地等待结果。
过了好久，还没有消息，我也不敢回单位，这回去没法给领导交差啊。我给主任打了一个电话，说了情况发生的变化，我得提前给领导报告动态，以防万一。
我就在车站外面转，中午随便在外面吃了口饭，实在没食欲，任务完不成吃不下去啊。到下午他们上班后，我又去了主任办公室。我想好了，无论如何也要“磨”到票。
后来，主任带着我去见了站领导，汇报了军区机关首长乘车的情况及遇到的难题，站领导随即也和上级站进行了电话沟通。
我就和主任回到了办公室等消息，大约过了2个多小时，站长打来电话，说他们协调了始发站，多加挂了一节车厢，其中留给我们4张需要的软硬票。
我才出了一口气，回到单位，我把情况向主任作了汇报，之后，我根据主任的要求，采购了首长们回程车上的食品，一个人一个食品袋。
军区直工部首长一行返程那天，我提前到了车站，在贵宾厅大门口等候，首长们一到，直接迎进贵宾室休息，我又跑到门口，听着车站的广播预报。
火车进站了，我们提前上车，把首长们的行李、食品提到相应的铺位上，打好开水后，我退到了车门附近，等我们仓库的领导和首长握手告别后，我们一起下火车返回单位。
这次“跑票”任务完成得好，张主任很高兴，说我关键时候能打硬仗，遇到困难盯着解决问题，有不怕吃苦的精神。
然而我却不想干了，一天我找到张主任汇报思想，希望能调到政治处，到他的手下工作，因为在我当管理员前，我就是另外一个仓库的政治处干事，况且我喜欢写东西，也在军区报纸上发表过新闻稿。
其实，我还有一层意思，我确实“跑票”跑得太累了，心累，贴功夫，贴钱，还不落好，再干下去，我就废了。
张主任十分了解我的情况，他向两位库首长汇报了我的想法，一个月后，我被调入政治处，从此再也不用“跑票”了。
但是，在半年后，我还为自己跑了一次票，处里让我到济南出差送材料，我不好意思麻烦单位新的“跑票”人，自己仗着人熟，找到主任给自己要了一张卧铺票。
当我走进卧铺车厢，趟到自己的铺位时，我终于感到了一种放松和惬意！我终于给自己跑了一次票。
凡事都没有绝对的平均主义，担负的职责不同，政策规定不同，理应有所区别！
“跑票”，车票紧缺这一特殊现象，在那样的特殊历史时期许多地方都存在，存在即合理！
时代在发展，进入高铁时代，网络的普及，人们在手机上就解决了出行问题，“跑票”成了难忘岁月里的一种社会风景，带给我们思考和回忆，足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