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洛夫，也就是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克鲁格洛夫，同样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中贝利亚同志的亲信之一，另外，此人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中，为数不多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
就像此前所说的，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任职的大部分中高层干部，都是学历水平不怎么样的人，类似阿巴库莫夫那样的小学毕业生也有不少，而在这其中，类似克鲁格洛夫这种曾经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过的人，绝对是少数中的少数，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时候，还是比较受贝利亚同志重视的。
实际上，与阿巴库莫夫同志类似，克鲁格洛夫也算不上是贝利亚同志的核心死党，他是在一九三七年之后，才调到贝利亚同志身边工作的，最初，他是贝利亚同志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第一副手，换句话说，他在当时其实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第二把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贝利亚同志对他的信任都是无以复加的，那时候，克鲁格洛夫甚至掌握了整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事权和干部任免权。
但是后来，不知道是处于一种什么原因，他与贝利亚同志的关系疏远了很多，不仅第一副手的职务被人取代了，就连人事部门领导的工作也被取消了，在过去几年里，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的存在感并不高。而随着联合国的成立，他又被派到了美国，专门负责联盟驻联合国代表们的安全工作去了。
此前不久，联盟派驻在联合国的代表团换了人，葛罗米柯同志的团队返回了莫斯科，而作为他们的安全工作负责人，克鲁格洛夫也被调了回来，不过其返回莫斯科后负责什么工作，维克托就缺乏了解了，没想到的是，库兹涅佐夫同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将这个人也拉拢了过去，他才刚刚将阿巴库莫夫送上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主席的位置，又想紧接着把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拿下，不得不说，库兹涅佐夫同志的野心确实是有些大了。
书房内，维克托手里握着一支钢笔，他将克鲁格洛夫的名字写在面前的一张便笺上，手中钢笔的笔尖，不停在这个名字上点来点去。
先是阿巴库莫夫，紧接着就是克鲁格洛夫，贝利亚同志手下的两员大将先后跳槽，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它是一种征兆，预示着贝利亚同志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掌控力，已经进入了绝对的衰退期，即便是没有来自于库兹涅佐夫的打击，他的小集团恐怕也会出问题的。
还是那句话，贝利亚同志的情况与维克托的情况并不相同，贝利亚同志的仕途前景并不明朗，他现在除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位子之外，在党内缺乏存在感，同时，还承受着斯大林同志的猜忌，地位不稳。因此，那些曾经追随他的人，心中难免会有所顾虑，至于类似阿巴库莫夫、克鲁格洛夫这样的，原本就不受他重用的人，就更有可能选择在这个时候转换立场了。
而维克托的仕途目前则是处在绝对的上升期，他向莫斯科核心领导层的靠拢步骤太明显了，相信任何一个关注着他的人都能明显体会到——刚刚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主席的职务上离开，前往卡累利阿地区主持工作，结果连半年时间都不到，就再次被调回莫斯科，挂上了一个中央处主任的职务，成为了斯大林同志在中央书记处的副手，这样的任职履历，太能体现问题了。
正因为如此，那些曾经被维克托安排到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各个岗位上的人，在作出政治选择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就会多的多，他们需要考虑，为了一时的利益，背叛一个处在快速上升期中的年轻干部，而且是无线接近莫斯科领导核心的年轻干部，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值得，将来的某一天，他们会不会为此遭到对方的报复。
说白了，就是在这种时候，背叛贝利亚的政治代价，明显要比背叛维克托的政治代价更低。
当然，最最重要的因素还有一个，那就是维克托曾经提拔起来的那些人，其地位还远远达不到阿巴库莫夫、克鲁格洛夫等人的水准，库兹涅佐夫与贝利亚之间那种层次的争锋，还牵扯不到他们那个级别的人，因此，他们承受的压力和受到的诱惑都没有那么大，自然转换阵营的欲望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其实对于维克托来说，不管是阿巴库莫夫就任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主席，还是克鲁格洛夫就任人民委员部的主席，都与他的关系不是很大，毕竟他还担任着中央处的主任，是斯大林同志的助手，在国家安全部门的问题上，库兹涅佐夫同志所要针对的也并不是他。
另外，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维克托与日丹诺夫同志之间的互动多了很多，两人在工作上的交集非常大，由于维克托愿意对日丹诺夫同志的工作给与充分的配合，因此，他这个斯大林同志眼中的红人，也不是库兹涅佐夫同志需要打击的目标。
但相对于克鲁格洛夫就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这件事，对内情报局展开对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会的调查，显然就值得维克托重点关注了。
众所周知的一点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联盟的空军对联盟夺取战争胜利做出了卓绝的贡献，不管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还是在白俄罗斯战役期间，空军的卓越表现，都为地面战场的胜利推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而不能忘记的一点是，在卫国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联盟的空军可谓是一败涂地，实话实说，当时在红军的系统内，空军甚至没有形成一个足够独立的军种，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作战思想，都相当的落后，因此，战争甫一爆发，整个空军系统几乎都陷入了瘫痪。
可以负责任的说，联盟的空军真正发挥作用，还是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就是在那一年，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诺维科夫同志开始担任空军的主要指挥工作，而马林科夫同志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开始负责航空工业的指导工作，配合他完成任务，并直接担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则是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沙胡林同志。
就是从一九四二年开始，联盟的空军开始了翻身大作战，不管是一线部队的组建、战术的转变，还是后方的大规模生产。新式飞机的研发等等，各项工作都得到了迅速的推进，并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德军的发展速度。就在四年的卫国战争时间内，联盟仅仅是组建起来的空军集团军就有十八个，总飞行战斗架次数以百万计，其规模之庞大令人感觉惊悚。
空军如此显着的转变，总不能说没有诺维科夫同志的功劳，也不能说没有马林科夫同志和沙胡林同志的功劳，这是很显然的。
不过，自从卫国战争结束之后，马林科夫同志就因为战时对航空工业的指导工作而备受指责，他的错误是在航空工业生产的过程中，过度的奉行官僚主义，以不科学的强制性命令，取代科学而专业的方法，并因此给航空工业的生产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在战后初期的那段时间里，马林科夫同志可没少为此而烦恼，不过，那时候斯大林同志的表态比较含糊，因此，风波最终还是平稳的渡过了。
而这一次呢，同样的风波卷土重来，与之前那一次的状况有所不同。之前那次的风波，发起者并不是国家安全部门，而是一些党员干部，他们对马林科夫同志的指责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完全是一种舆论上的冲击，因此，在斯大林同志没有明确表态的情况下，这种诋毁其实是起不到太大作用的。
但是这一次的情况显然就不尽相同了，挑起风波的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对内情报局，这个曾经由维克托短时间领导过的部门，可不像那些普通的谣言制造者一样，他们专注于国内情报的搜索，善于反谍、反破坏，因此，哪怕他们采取制造伪证的手段，也能将证据搞的似模似样的，让人真假难辨。
最重要的是，他们这次没有直接针对马林科夫同志，而是从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会的基层展开调查，调查的理由也不是什么官僚主义，而是说该部门内存在反苏维埃、反联盟的敌对活动。
好吧，或许在维克托看来，对内情报局给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会罗织了什么样的罪名，如何去展开调查，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他真正看重的，是对内情报局已经有了充当政治斗争工具的倾向，要知道，当初在国家爱安全人民委员部主持工作的时候，维克托是坚决反对将国家安全部门纳入政治斗争领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