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仁、阮义勇、冯家遇、段宏纲四人成为廉政专员后，为了锻炼他们，廉政总长谭嗣同将他们派往山西巡视，由廉政公署副总长张作霖亲自带队。
巡视制度是宋骁飞总统创立的一项复兴党党内的监察制度，由廉政总署通过建立专门巡视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对地方复兴党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对当地的官员进行威慑，接受老百姓的“告状”。
巡视制度并非宋骁飞的首创，古已有之，被称为监察制度。对地方官员权力的监督，我国战国时期就很重视，确立监察制度。监察官的制度、名称，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秦以后，我国实行郡县制，在郡设监御史。到汉代，监察已经逐渐形成制度，中央有御史台作为监察机关，御史台的长官叫做御史大夫。到唐朝监察制度和机构已经定型，唐朝设十道监察区，由皇帝派监察御史出去，考察地方。到了明朝时，是巡按御史发达时期，叫都察院。御史巡按地方，不管定不定期，至少要半年。“回道”后，要详细奏报。清朝大体上延续明朝制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任务在于保持官僚队伍的廉洁，弹劾贪官污吏。以明朝为例，万历皇帝连续几十年不上朝，官僚队伍还能维持，地方上不敢为非作歹，其中监察制度起了很大作用。
张作霖、袁克仁、阮义勇等人乘坐火车到了太原，山西省委书记丁宝铨亲自到太原火车站迎接，陪同前来接站的还有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陆钟琦，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长令从军。
那批新的廉政专员除了袁克仁、阮义勇、冯家遇、段宏纲外，还有盛爱颐，她是内阁总理盛宣怀的七小姐。比历史上的她早出生了。盛爱颐一直暗恋阮义勇，但是阮义勇因为她的哥哥盛老四抢了他的初恋孙用蕙，一直很讨厌盛家人。盛爱颐此时女扮男装。化名沈七，她一直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跟阮义勇等人到了太原。
见一大堆晋官来接站，张作霖面色严肃，对前来接站的山西省委书记丁宝铨说：“这次下来巡视，大总统有特别指示，地方上不得给予特殊接待，公事公办即可。丁书记带一队官员来火车站，让俺们很难办呀。”
现场气氛一时有点尴尬，此时。太原市副市长赵戴文身边的一位戴着眼镜的年轻秘书从容站出来说：“这个我等也有所耳闻，只是各位专员一路风尘仆仆，山西人民一向朴实善良、待人厚道，我等要代表他们略尽地主之谊。”
张作霖看了那位机警的年轻秘书一眼，此人外貌文雅似一介书生，问赵戴文道：“这位是？”
赵戴文呵呵一笑，道：“这是我的学生阎锡山，后辈不懂规矩，还望大人见谅。”
张作霖哈哈大笑，说：“没什么。你们给我们安排一个安静的办公场所就可以了，房钱我们自己付，这也是我们的办公制度。我丑化说在前头。山西要是有什么贪污*，我们也会毫不留情面，一查到底。”
“我一定全力支持。”丁宝铨点点头，说：“晚上，我们略备薄宴，款待各位。”
于是，丁宝铨将张作霖的办公地点安排在了太原的乔家酒店，这里原是一处占地三亩多的老式花园洋房，楼高三层。红顶黄墙，内部装潢非常讲究。凡是有木质装饰的地方都有精美的雕花。小楼底层的南部有一道漂亮的内廊，中间突出．两侧向北收敛。两根乳白色的大理石柱一左一右，非常典雅。从内廊望出去，可以看见一片宽阔平整的草地，草地上散置着休闲的遮阳伞、小巧的竹椅竹凳，还有一个篮球场。
袁克仁等廉政专员们大多跟着张作霖去了乔家酒店，只有阮义勇对官方的接待很反感，在太原火车站就自己走了，到太原火车站的广场闲逛，盛爱颐也跟着去了。
在广场上，阮义勇碰到了一位寻找走失儿女的苏建军。他举着牌子在找他的儿子苏金多和苏金朋。农历新年假期期间他们从家里坐火车去青岛，然后他们就失踪了。
阮义勇上前询问，苏建军告诉阮义勇，他们在买回程票的时候被骗光了钱，在寒冷的冬夜里，一名妇女给他们提供了温暖的藏身之处和一顿饭，并给他们一个机会赚足够的钱来支付他们的车费——帮她卖水果。
然后，他们却被塞进小巴，同车的还有几个孩子，他们被带到山西的一家黑砖窑，在那里他们被迫制砖。几天后，他和另一名十六岁的男孩子逃走。
他们说，黑砖窑里还有些儿童以及许多成年人被迫在残酷的环境下劳动。在山西省的砖窑里，他们衣服不够穿、没有工资、吃的只有馒头和水。
在某些情况下，一些父母们还联合起来试图营救自己的孩子，他们不指望地方政府，这些政府有些时候与砖窑营业者相互勾结，带孩子们离开刚关闭的砖窑，把他们转卖给其他工厂。强迫劳工和童工在中国是不合法的，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在乎。
三十七岁的张小英，也表示她寻访了山西省过百家砖厂，寻找自己在一月失踪的十五岁儿子。她表示，“你简直不能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事情。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一些孩子们最多只有十四五岁。”她表示当地警方不愿意伸出援手。她表示，在一家工厂外面，他们甚至要求贿赂。
与无数黑砖窑一样，王兵兵的砖窑僻居在曹生村外一处山坡上。即便与窑厂咫尺之隔的三条沟村段姓村民也承认，从未进过砖窑--那里的狼狗让人望而生畏。每天，只能从窑厂清晨五点便传出的机器声以及晚间十点仍未熄灭的灯光，感受到其中的忙碌。
阮义勇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说的难道是事实？(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