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衙门公差都进入了应急状态，包括朱敬伦在内的巡抚衙门里的翻译，也都被紧急命令连夜工作，没有命令不得离开。
所有城门，包括南门都紧急关闭，大街上到处都是急匆匆调动的军队，甚至比几天前城外乡勇攻城还要忙碌。
可以说英法联军的应急能力还是不错的，这种管理水平确实远高于清政府，但依然有不足之处，比之现代管理的应急能力，还不够完善，或者说不够细致。到目前为止，尽管朱敬伦他们都已经得到了连夜待命的命令，可是他依然在巡抚衙门无所事事，而将军府那边的翻译们却已经忙的不可开交了。这显然是巨大的人力浪费，可以说英法联军并没有制定过具体的应急方案，这一切都只是临时措施。
朱敬伦被困在巡抚衙门了，他甚至无法跟侯进联系，就更谈不上联系城外的林福祥了，这种情况他虽然没有预料到，但是却是有计划的，老实说他的应急准备可比英法联军充分多了，早就考虑过自己无法脱身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虽然被困在巡抚衙门，外面派来了上百个英军士兵把守，但是依然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不安，嘈杂声从各个方向而来，不止是士兵的调动，更有老百姓的慌乱，城门关闭之后，许多城里人恐慌，试图逃出城去。
英法联军则尽全力维持治安，而他们此时最担心的是城外的乡勇趁机攻城，大部分兵力都调到各处要地防守，维持治安的兵力根本不够，紧靠五百个中外警察根本不够，因此城里的局势一时之间根本就压制不住。
不但有本分的老百姓因为恐慌而举措失当，更有一些无业游民趁机抢劫偷盗。对于这些偷盗抢劫，甚至放火的犯罪分子，英法联军根本就无从分辨，他们甚至怀疑这些人是城外乡勇事前派进来捣乱的，于是到处镇压，枪声不断的响起。
整座城市都乱了。
广州城的权力机构，占领委员会，虽然已经全力运转，但是依然显得有心无力，原本的委员会是由三大委员决策，分别是英国领事巴夏礼，英军上校托马斯贺罗威和法国上尉马蒂内德舍内。由于只有一个巴夏礼懂中文，而且是一个中国通，因此此前的决策他的意见十分重要。包括法国上尉战后都回忆说巴夏礼在他们占领广州期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可是他们并不觉得巴夏礼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直到巴夏礼突然被人劫持之后，他们才发现，这么一个中国通对他们有多重要，或者说他们此前有多么依赖这个人。由于有这个人的存在，他们几乎将所有跟中国人沟通的工作交由巴夏礼负责，导致他们自己并没有任何跟中国人打交到的经验。
他们并没有兴趣去了解中国人，于是在巴夏礼被劫持之后，他们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行动，比如英军上校和法国上尉都怀疑巴夏礼被劫持是中国人又一次攻击的前兆，所以他们第一时间选择封锁城门，派兵上城墙和炮台进行待命，结果反而引起了城内秩序的混乱，造成了难以控制的局面。
这时候他们才知道，巴夏礼过去的工作有多么困难，才知道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跟一群陌生的，对他们充满抵触的民族交流有多么艰难。但他们缺少相应的经验，依然按照他们的方式行动，那就是镇压，哪里有暴动，就去哪里镇压，但兵力却难以应付，只能这边的火扑灭了，那边的火又起来了。
也有愤怒的老百姓不时的跟英法联军发生冲突，大规模的军队他们不敢动手，但是三两个脱单的士兵，很有可能钻入某个巷子就突然失踪了。
这得归因于这段时间英法联军粗暴的统治，尤其是这两个月以来，城外联军在钦差大臣黄宗汉的统合下越来越有组织性，一到晚上就骚扰广州城，也许是黄宗汉这个文人借用了孙子兵法的疲敌之策，每每到了晚上，就有乡勇悄悄接近广州城，“至附城处呐喊放火箭入城就为惊扰城内军队”，又不间断的派人潜入城中张贴制造混乱。
英法联军的对应之策则是，夜间有乡勇活动之处，他们白天就拆房子烧屋子。
英法联军的应对可以说是愚蠢至极，因为这就是城外乡勇想要看到的，按照黄宗汉等官员的说法是“团勇的主旨是使联军昕夕不安，疲于奔命”。
前些日子，英法联军抓捕到了一些潜入城中的乡勇，缴获了一些情报，赫德亲自翻译，这才发现“乡勇杀外国人、向城内发射火箭，英国人就会去扒房子，这样城内百姓就会被逼出城，乡勇便能在不伤害自己人的基础上进攻联军”。
发觉城外乡勇图谋之后，英法联军立刻发出告示，声明不再扒房，希望百姓留在城内。
双方斗智斗勇，谁说清军的官员愚蠢了，小聪明一点不差。
而他们确实成功了，尽管英法联军张贴了告示，但已经拆了太多的房子了。英法联军不但派苦力队拆除了城门附近、以及任何有碍视线的房屋，“新城大新街一带及内城附近观音山一带房屋拆毁殆尽”，还将被袭击地点附近的民舍尽行焚毁，作为一种报复。
虽然英法联军拆除的房屋只占一小部分，但是这些居民世代居住在广州城，城里沾亲带故的亲戚无比庞杂，连带的得罪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这些人平时惹不起洋人隐忍不发，但只要有机会，总是有人想报仇又敢报仇的。
种种混乱让占领委员会头痛不已，召开紧急会议探讨了许久，却没有任何头绪。
如朱敬伦所想，赫德的地位果然抬升，他此前由于表现出色，已经被巴夏礼任命为副手，这次巴夏礼被劫持，赫德被占领委员会另外两大巨头邀请参与军事讨论，商讨如何应对。
赫德在中国苦心经营这么多年，论对中国人的了解，他比巴夏礼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他真的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意见，那就是跟此时必须跟广州城的中国官员合作！
无奈之下，占领委员会的军事长官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