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孩奶粉不够吃，只好求助陈大哥帮忙，请他设法从县级供销社去买一些回来。
奶粉是解决了，但就我们这点工资，越来越支持不下去了。我开始向大芳姐借钱。她家也是四张嘴，特别是俊杰那个吃头牛都不抬头的虎狼胃口，也是入不敷出。
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让陈大哥既解决紧缺物资，还得垫付资金。—发工资第一件事就还他钱，免得让他为难。
对于我的困境，晏菊花她妈，不但不同情，反而像黄世仁逼债一样，丝毫没有同情心，一个劲地找我要钱寄回家。我急得没办法，和她吵了几次嘴。这次晏菊花倒没帮她妈，偶尔还帮我说两句话。我知道她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两个亲骨肉，才不得不说两句公道话。毕竟虎毒不食子，护犊之心让她暂时站在我一边。让我焦虑，失望，无助，疲惫的心得到一点宽慰。
一晃小孩三岁了。材料厂没有幻儿园，经处协调，材料厂的职工小孩送到处机关幼儿园去上学。晏菊花的妈终于回去了。受够了刁难和凌辱的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可能是两个小孩子的拖累，工作上的疲劳，加上经济一直没翻过身，晏菊花的脾气越来越糟糕。完全是一副泼妇的嘴脸。没有一件事她不指责，没有一句话能心平气和的说。我想可能是由于压力太大，发点脾气忍忍算了。甚至是谩骂也不还嘴。有一天，她居然把我们一家人都骂了个遍。更过火的是骂我父亲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骂我母亲是地主婆，是剥削她们的贫民的恶霸地主。骂我们一家人没一个好东西。我抓住她的头发，啪的给她两个耳光。她抓起一把菜刀，向我砍来，我捏住她拿菜刀的手，两个人扭打起来，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俊杰和大芳姐赶到，把我们拉开，大芳姐牵着两个哭得瑟瑟发抖的女儿到外面去了。俊杰推着我到他家。听见她还在呼天唤地嚎叫什么，打死人啦！我被地主崽子打了。这是坏人要翻天了，剥削阶级的狗崽子欺负我们城市贫民啦！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她说得好，这个日子没法过了。我决定立马离婚。我愿意将两个小孩送回老家，爸爸妈妈肯定会同情我的遭遇，帮我把孩子养大。我一辈子不再结婚了。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就算完成任务了。
“离婚，没那么撇脱吧！你的妹妹们被别人日了，她们愿意离婚吗？”
我忍受着胸中怒火对她说:“我们之间根本就是一场误会，你们一家人只想从我身上榨取钱财，没有半点让我们好好过日子的想法，你对我没有半点夫妻感情，动不动就对我发飙，什么污秽语言，只要你嘴里扯得出来的话，能想得出事，都是像拉稀一样把不住门。用最恶毒的语言，没把我当人来骂。对我父母没有半点敬重之意，对我无辜的妹妹们泼出大粪一样的臭气。可以说，你从我包里偷走二十元钱开始，我就觉得你不是个善茬，看在小孩的面子上，我忍受着，忍受着，希望你有一天良心转善，改改脾气。那知你变本加厉，你说这个日子还能过下去吗？”
“你个狗日的混帐东西，抽了杆子就不认人啦！离婚！哼！没那么容易，除非我死掉，我一辈子就是要巴着你烂，烂死你！缠死你，拖死你。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哼！等着吧！”她黑着脸，眼睛像喷火一样的恶狠狠地对我吼道。
“即使是过下去我也不会对你有任何关爱，再也不会逆来顺受了。那就拖着吧！看谁拖得过谁！”我气呼呼地离开了家。
我连续两天没回家，住在单位的招待所，所长原是二段一分队的副队长，胃被切除半个，领导照顾他，把他放在招待所当负责人。我们都是二段出来的，内部招待所是免费的，睡个觉只是一句话的事。第二天晚上我睡着睡着突然想两个女儿了。
晏菊花对两个女儿吃穿上是无微不至的，哪怕自己不吃不喝，也要先满足女儿的温饱。从这一点来看，算一个合格，甚至优秀的母亲。现在女儿还小，离了婚，任何人都会不及她对她们的疼爱。对她的宽容，忍让，全部都是看在这一点上。要是从家庭生活上，夫妻感情上来看，应该是早就分手了。投鼠忌器。没办法呀！
对小孩的教育问题，我俩存在很大的分歧。她说她妈说过，“吃穿不少，打骂不饶。”她从小就受这种奴化，虐待式家庭教育，养成了一身的刁蛮，刻薄，冷酷的怪脾气。才有今天的野蛮人性。
小孩做些不合大人心意的事，是任何一个懵懂小孩不可避免的事。大人应该循循善诱地引导教育，让其健康成长起来的。这是为人父母应尽的责任。可她，动不动就大声呵斥。起初吓得小孩发抖。后来开始动手打屁股，逐渐发展成敲头，打脸。有一次两个在抢吃东西时，把一碗肉沬浆打翻在地。她用棍子把两人手打肿。有一次小孩在幼儿园吃了老师两块萝卜干咸菜，他用针挑嘴唇，孩子嘴肿得像个桃子。我心痛得没话说，顺手给了她两耳光。我俩从屋里打到屋外。看热闹的人没一个来劝架的。
我回忆小的时候，从来没有受过这种折磨，虐待。记得有一次我把家里用棕丝布做的口袋，里面装的有几斤花生，是用来过年做汤圆芯的。挂在很高的房梁上够不着，用一根竹竿来挑，先抓一把吃，然后再挂上去。哪知那个钉子是竹钉做的，时间一长，已经被虫蛀了。一夺就断了。花生散落一地，再也无法挂上去了。我吓得发抖，等待处罚。
我妈只骂了我一句“砍脑壳的，这是留着过年做汤圆芯子的，你想让大家过年吃不上甜汤圆啦！”她骂了我一句，给每个人分了两颗后，又藏起来了。
在跟随父亲学习期间，做出了很多出格的事，可他一次都没有骂过我，更没有打过我。这种家庭教育方式，我们姊妹们从来都是和睦相处，知书达礼。对长辈都是尊敬有加，从没有晏菊花这种大逆不道的可恶行为出现。
我害怕晏菊花这种不健康的，崎形扭曲的德行，给幼小心灵造成奇型性格，甚至得郁抑症，只要有空，我对晏菊花说:“你平常挺忙的，我带她俩出去玩玩，你在家好好休息一下。”于是带着她俩到没人的地方，讲故事，做游戏，捉迷藏。到不高的山上采野果子，野菜。让她俩在草坪上打闹。尽情地撒欢。让她俩被压抑的幼小心灵得到快乐的释放。
老大叫汪平芳，老二叫汪立芳。如果再生个男孩叫汪开方。我虽然数学不行。希望下一代在数学上有所突破。在上中学时。听爱讲实话的班主任欧老师说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取小孩名字时，灵感突然一现，就给她俩取了这个既好听，又有深刻含义和寄托希望的名字。好像大家都能接受。
晏菊花对孩子的吃穿，比一般做母亲做得还要好些。哪怕自己不吃不喝，也要把俩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两个发型留的一样的，头上插的花或头饰都是一样的，夏天穿的裙子，鞋子都是统一的。别人分不出那个是老大，那个是老二。在外人眼里，她俩过的是幸福的童年。
如果说晏菊花对孩子的吃穿管理，得一百分也不过。但对孩子的教育，最多只能打二三十分。一方面自身文化素质低，不懂得现代人，怎样教育孩子才算合格的母亲。更主要的是她妈那一套奴化教育全盘遗传过来，甚至还有创新。所以两个孩子活得并不快活。这比我和晏菊花的性格不合，经常吵嘴打架更让我堪忧。
在家里，我尽量往尽善尽美的方向努力的做着每件事，可还是得不到我想要的平静，安宁，和平共处的生活。我成天背着对孩子的教育堪忧的思想包袱去上班。难免出现一些倦怠。失去创意活力地思维，小心翼翼的工作，对生活的意义很失望，像古井不波地打发着每一个平淡的日子。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的下午，突然听见有人说毛主席去世了。我不敢相信，走出办公室，看见人们都在说毛主席逝世了，我才真的相信这是真实的消息。
机关党总支在食堂大厅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把中央告全党全国人民关于毛主席逝世的公告念了一遍，举行了简短的默哀仪式，强调了几点注意事项。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继续着各自的工作。没过几天，正式悼念毛主席仪式在食堂举行。除了少数人没有流泪外，大多数人都是在痛哭声中走出灵堂。默默无闻地做着各自的工作。
五段有个职工给团委写了一封申诉书，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被开除团籍，说是被冤枉的，要求平反。我打算近期去五段了解一下。把情况调查清楚后，写出书面报告，再作下一步处理。
团委副书记用一种和平常不一样的眼光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领导们规定，到基层去的工作暂时放一放，马上有个运动要开展，现在要集中精力搞运动。”
“什么运动还得停工停产？”我问道。
“现在才传达到处级干部，下午传达到党员，明天才传达到群众。等着吧。”她不说，我也不想听。
我这个人，在机关从不串门，即使到其他部门办事，目不斜视。办完就走，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有点心绪不宁，跑到宣传科去找叶显文。想打听一下这种不正常沉默后面的原因。他抽着烟，皱眉凝视着窗外对面那座像坟头的小山。我用手掌在他眼前晃晃，他才收回目光正视着我。
“在想什么呢？”我问他。i
“山雨欲来风满楼。你你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挺稳得住啊。”
“什么意思？”
“王张江姚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明天传达到群众。”
“哪个王张江姚，为什么要把他们抓起来。”
“我真的是服了你啦！”
他站起来，去把门关上，脸色严肃地小声对我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他们属于反革命集团，四人帮。马上就要开展对他们的批判和清算了。”叶显文讲完。我才知道团委副书记，为什么不让我到基层去搞调查的原因了。
我惊讶得不知道怎么接叶副科长的话。回到办公室，我拿出《青年团工作100个问答》书，翻开关于对团员的处分有关问答。只看了一行，后面的字就模糊不清了。
今天传达了“捣毁四人帮”的中央文件。下午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刷满了机关各个墙面。又过几天，野战局派来了大批名曰工作组人员进住处，段机关。听说局里一把手都亲自来工作组了。说是六处是受四人帮影响的重灾区。领导通知我去学习班参加学习。先是上午上班，下午和晚上参加学习，后来让我全天去参加学习。主要是让我们交待造反派头头的罪行，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干了什么坏事。并且让我们写出书面材料，一是反省自己，二是检举揭发其他人的罪行。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没写过任何人的大字报，没参加过武斗。没有任何过火行为。唯一积极的是在宣传队创作了《辩论》这个节目，用来批判了有些当权派，与工人感情越来越疏远，导致工人因公受伤后，得不到公正待遇的问题。这个问题，即使是不搞文化大革命，也是要纠正的。他与国家制定的劳保条例是背道而驰的。如果硬要说这个做法是错误的。那我只能保留意见，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反正现在已经把我与“四人帮”挂上钩了。
工作组的人说我态度不端正，让大家对我进行帮助。
第一个跳出来的是组织部老潘。他说我在写作组当帮凶，为原金石的反革命行为摇旗呐喊，是他的忠实走狗。在去省里转组织关系时，千方百计寻找原金石的下落。念念不忘与他勾结。
在省委招待所宴请他吃饭，还密谈了近三个小时。他让我把与他的密谈内容公布于众，否则这一关是过不去的。
他还强烈要求工作组的领导，把钻进革命队伍中的坏人，六处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四人帮在六处的忠实爪牙原金石，揪回原单位进行检举，揭发，批判。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老潘，我请原老师吃饭，不是也请你了吗，你为什么不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