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听完我的汇报，紧皱的眉头一下舒展开来，果然如我设想的一样，绕过办公桌，一把搂住我的肩，连声赞好。
他的眼前本来是一局迷局，他自己被绕在里面六神无主。乡政府迁址一事，是他来苏溪乡干的第一件大事，这一炮倾注了他很多心血，费了不少的神。他跑过县委，跑过市委，甚至他想跑一趟省委。但不管在哪一级，得到的都是大力支持的声音，简单点说，干打雷不下雨，没见一级政府给他拨款。
没有钱，一切话都是废话！
市县不给钱，绝了他去省里的心思。省里工作那么繁杂，谁会去关心一个乡政府的迁址？他一个乡党委书记，可能连省委大院的门都进不去。
市里的态度倒是很明确，要钱没有！要口头支持，一万个“好”。
最后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到县里，关培山先是表扬他的创新进取精神，说到钱，干脆闭口不语。失望加绝望他再去找刘启蒙，语言中透露出要占用老鹰嘴村的征地补偿款，刘启蒙既不同意，也不支持，只是在他要走的时候嘱托他，征地款关系到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的大事，要有把握，要慎重！
刘启蒙的嘱托成了郭伟最后的希望，他把刘启蒙的话当做了尚方宝剑，于是出现了他的三三制。
其实在他出台三三制之前，他就知道月塘村上访的事。
月塘村的征地款在县财政局躺了一个月后，关培山亲自出马，剥下了一层皮，发到城关镇财政所。邓涵宇看到躺在账面上的几千万，心里像有一股火一样，上下窜着，夜不能寐。于是也按照关培山的手法，从征地款里拨出一笔钱来，购买水泥制品厂的股份，等到钱到月塘村，就只剩下了一点骨架子了，肉都被他们吃光了，一副骨头，如何养得了失去土地的全村近千口男女老少？
钱有余气得骂娘，又不敢去找邓涵宇理论。他明白，现在刀柄在别人手里，自己只握着个刀尖，急得七窍生烟，口鼻要流血。
但要不回钱，自己也没办法对父老乡亲交代，钱有余想来想去，只好召集了村里几个管事的人，组织了一批人到县委去上访。
第一次去上访还得到了关培山的接见，让他们回来等消息，等来等去，消息就真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得无影无踪。
又组织了第二批人去，第二批去的都是在他的公司里做事的人，见的世面要多一些，去了县委大院见连个鬼都不出来说句话，这些人就火了，三句两句一碰，一伙人冲到办公楼里砸了几张凳子椅子。
这一砸，恰好中了关培山的计，他早就在县委办公大楼里安排了县公安局的警察，就等你一动手，他们就出来抓人，结果一下抓了七八个，戴着手铐押到看守所里，一把锁关了起来。
农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吃官司。国家有些什么法，他们臭屁也不懂。听说自己卖祖宗的钱被政府吞了，他们才跳出来闹一闹，以为闹一闹政府就会怕，就会把钱拿出来给自己，没想到才砸几张烂凳子，就被关到黑屋子里，要吃官司，要坐几年的牢。被抓的人在里面哭得稀里哗啦，家属在钱有余面前呼天抢地，钱有余被逼得没法，只好亲自出马，找了关书记，说只要县里把扣下来的祖宗土地款给了月塘村老百姓，他保证再不闹事。
关培山不吃他这一套，当面表态不但抓的人不放，还要追查背后的组织者，查出来后严惩不贷，吓得钱有余背后冒出一阵阵冷汗。
果然第二天就成立了专案组，进到月塘村挨家挨户找人调查，吓得全村鸡飞狗走，专案组查了几天，整理了一大摞材料，件件材料都指向他钱有余，钱有余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带着月白一溜烟飞到杭州去了，半点联系方式也没留下。
专案组抓不到钱有余，就放话出来说，只要月塘村签署协议书，就可以放人，而且不再追究。条件是月塘村的征地款不许再提。
得到消息后，钱有余才敢在春山县露面，还不敢去找关书记，悄悄跑到刘启蒙县长家里，送去一盒西湖龙井，请刘县长出面担保，把此事了了。
有了月塘村上访的事，郭伟心里也就有数了。反正这钱又不是自己贪了，于是就出现了他的三三制。
他知道三三制的结果肯定会有许多麻烦，搞不好会把头上的乌纱帽给弄丢。但现在迁址的事，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迁址的事做不好，他就没政绩。没政绩倒还问题不大，主要是他在许多场合都说了要迁址的事，如果到头来弄得烟消云散，他以后的形象就会像一滩烂泥，扶也扶不起来。
郭伟推行他的三三制是铤而走险，政策出台后，他每天心里像装了个吊桶一样，上上下下地翻滚，寝食难安。
听到我的这个主意，仿佛眼前一片春光明媚。
“你说，农转非这个事，好不好办？”他心里没底似的问我。
“我也没办过。但现在社会上确实流行农转非的事，很多人打破脑袋往里钻，怕是不太容易。”我说，又开导他：“别人可以办，我们就应该能办。这个政策，怕是派出所比我们要熟悉，要不叫郑强所长来一趟？”
郭伟眼前一亮，赶紧吩咐我打电话叫郑强，特别嘱托我要把管户籍的柳红也请来，她算是我们派出所的专家。
打过电话不到十分钟，郑强就风风火火闯进来，一进来就扯着嗓子吼：“谁又在书记办公室闹事？”
一眼看到屋里就我和郭伟两个人，立即换上一副笑脸说：“我还以为又有人来闹事了。老子今天可不客气了，抓到就关死他。”
郭伟训斥他道：“就知道抓人关人，不会动动脑子啊？”
郑强陪着笑脸说：“郭书记，我们派出所，除了抓人关人，还能有什么事？我们是跟坏人打交道的部门，注定的命啊职责所向啊。”
郭伟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你老婆来了没？有事要问问她。”
郑强朝门外一努嘴说：“来是来了，她能解决什么问题啊。一个管户籍的，就是看看谁家添了人，上个户口，谁家死了人，注销一个户口。”
“你懂个屁。”郭伟骂道：“还不快请进来。”
门外的柳红施施然进来，客客气气地问我们两个好。
郭伟直奔主题，开口就问：“小柳，农转非是怎么回事，说说看。”
柳红一愣，瞪着一双眼睛看着我们，半天不出声。
“说呀。”郭伟不耐烦地敲了一下桌子：“有什么政策要求啊。”柳红回过神来，看了一圈我们说：“孙德茂家不是办过了吗？他全家都是农转非户口了啊。”
“怎么转？”郭伟迫不及待地追问。
“其实很简单，个人申请，出点指标费，办个户籍迁移证明，就好了。”柳红神情淡然。
“这么简单？”
“当然，这指标要县里给。”柳红得知她来就是为这事，暗暗松了口气。这几天老鹰嘴在乡政府闹事，全乡四村八寨都知道。她还以为叫她来，是为闹事的老太太们。
“一个指标要多少钱？”郭伟不担心县里不给指标，而是担心要价太高。
“要看迁到哪里，如果迁在县里，一两千块就够了，如果要迁到市里，就要一万块以上。孙德茂家这次迁了六个人，听他说花了六万多。”
郭伟哦了一声，长长叹口气，看着我说：“陈乡长，怕是此路不通。”
“怎么不通了？”我着急地问。
“我们乡政府，哪里有农转非的指标？”郭伟心事重重。
“郭书记，如果我们把苏溪乡升级成苏溪镇，不就有指标了？”我提醒他：“撤区并镇现在不一是上级的指示么？”
“苏溪乡变镇，拿什么养活人？”
“我们不是要建农贸市场吗？何况，只要你同意，我们还可以建一家矿泉水厂。一个工厂，需要多少职工，还不是我们说了算，县里又哪里会知道我们需要多少人。”我一步一步接近目标，最后抛出来解决老鹰嘴问题的筹码。
郭伟警惕地看着我，喃喃道：“建厂我也不是不同意，只是邓涵宇老是说我们挖他的墙脚。我们苏溪乡，没有他月塘村的钱，就办不成厂了？死了张屠户，就吃混毛猪？不见得。”
“郭书记你说得对。月塘村还有现成的千多号人，这些人这次土地全失，算是没有地的农民了。如果我们把这千多人都迁到苏溪来，变成城镇居民，一来我们新乡政府发展快，二来我们工厂不愁工人。这些人要来，先得在这里建个住房，原来的月塘村变成了高速公路管理站了，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们给他一块地，何愁他不花钱建。”
郭伟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有道理，此事办成了，新政府就不仅仅是个政府，转眼就要变座新城出来。陈乡长，你跟我去县里，拿不到农转非指标，我们兄弟也就不回来了，死也要死在县里。”
当着郑强两口子的面，郭伟推心置腹说话，我是第一次见到。由此证明这个问题不知道煎熬了他多久。
“郑所长，你这几天就守在乡政府看着。政府工作我会安排副书记管，你只要看着，谁来闹事，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来再说。”郭伟敲着桌子，神情严肃：“小柳随我们一起去县里，只要县里一松口，你就立即去县公安局办事。这事不能再拖，要趁热打铁，免得夜长梦多。”
我们三个都认真地点头，每个人都严肃起来，仿佛面对着一场战争，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