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涟看到送上来的卷宗，也是忍不住一阵阵头大。
商务部在江西景德镇收民窑瓷器，根据朱常洛的规定，是要当地地方进行采买，然后卖给商务部，然后再卖给海外商人的。
按照朱常洛的本意，就是钱能给当地带来一些效益，这么操作，就是利益均沾，皆大欢喜。
可在实际操作中，景德镇地方官员，也是见过世面的，感觉商务部虽然加了价，但大头还是让商务部给赚去了，地方这边，辛辛苦苦制作，采购，拿那么点钱有点不甘心。
于是，地方上就派人去跟商务部沟通，看看能不能提提价。
商务部的人也不含糊，直接拒绝了地方上的要求。
地方官员气不过，便想着自己能不能操作，多赚点。
结果，景德镇地方专门派人，去跟临港的海外商人接洽，直接给你个价格，足以让海外商人不顾商务部严令，偷偷交易。
但这事经不起查，马上便被商务部稽查人员发现，扣押货物不说，还对海外商人开出了巨额的罚单。
眼看着货物被扣，一点钱也没有了，地方官员也不愿意了，马上就采取了强硬措施。
首先，就是收紧民窑的外流。
所有进行交易的民窑瓷器，必须要有地方衙门开具的商引，才能够进入到流通环节。
其次，就是联合周边地区，沿途设卡，对所有进出该地的商贩，进行收费。
这一下子，就把商务部的货源给断了。
照理说，中原瓷器有的是产地，商务部换个地方采购就完了。
谁知道，商务部的人也咽不下这口气，就跟地方衙门，产生了冲突。
商务部也真牛，先是从地方衙门告状，一级一级往上找，很快，就到了京城这边。
最先受理诉状的，就是监察院。
监察院一看这诉状，不好摆弄啊。
因为到了京城这一级别，又是朝廷隶属的两个单位，只能是依律裁定。
可商务部和地方衙门，哪个有理？哪个是违反大明律令？这根本就没法判啊。
想来想去，监察院里的能人给头头出个主意，这事儿就类似于民事纠纷，人家两个部门的人，都没有违法是不是？官员也没有枉法，这根咱们监察院有什么关系？
监察院头头一听有理，马上连着卷宗带告状的人，一起打发到刑部去了。
刑部一看状纸，马上就知道监察院是怎么想的了。
好嘛，你监察院可真是会玩啊，没法断的案子，直接推给刑部了。什么民事纠纷，就是部门之间的矛盾，这事儿，刑部管不了，还是大理寺能管。
大理寺接到状纸，赶紧发声，这就是衙门之间的事情，还是由监察院管辖为好。
三方踢皮球踢来踢去，谁都头疼。
就在这个时候，三司联合调查署成立了。
谢天谢地，终于有能够解决问题的衙门了。
杨涟看完卷宗之后，颇感棘手。
要是说哪一方违反大明律令了，那都好说，搬出法典，直接操作一顿就完了。
但问题是，双方都没有事实上的违反律令。
对，地方衙门绕开商务部跟海外商人私下做买卖，是不符合律令。但这一点，人家地方衙门承认错误了，对商务部的处罚没意见。
接下来，地方衙门对本辖区的商业行为管理，总是没问题吧？
给商家开商引才能经商，这可不是本朝才有的规矩，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
沿途设卡堵截商务流通，这也是地方衙门手里的权力。雁过拔毛是不对的，但收取点费用，这说得过去吧？
杨涟还真的有点麻爪了，朱常洛给三司联合调查署的定位是，遇上重大事情，可直接进入管理。
可现在，仅仅是利益分配不公，导致两个部门产生冲突，这根本就不是判谁对谁错，而是需要进行协调啊。
通常来说，部门之间的协调，由吏部或是礼部出面最好。
可偏偏，这个棘手的问题，抛给了新成立的三司联合调查署。
杨涟硬着头皮去找了礼部，也找了吏部，结果跟杨涟想象的是一样的，两个部门都借口官司是打到你们那里的，推给我们，有点不太合适吧？
无奈，杨涟只好找到了内阁，向叶向高报告了这件事情。
这种扯皮踢球的事儿，叶向高怎么会不知道？
要是能解决，早就解决了，还用等到杨涟找上门？
叶向高告诉杨涟，现在什么部门都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唯有皇帝授权，或是协调，或是直接采取手段，否则，都没戏。
杨涟多少有点臊得慌，刚从朱常洛那里接手了调查署的任命，转脸，就要请示，这怎么看，都有点辜负皇帝信任的味道。
朱常洛倒是十分大度，他知道，像这样的利益纠葛，导致朝廷部门相互抵触，甚至有权任性的事情，再正常不过了。
调整利益纠纷，别说杨涟头大，叶向高头大，朱常洛也头大啊。
最后，朱常洛给了杨涟权限，可以根据调查，对各方利益分配比例赋权，杨涟所代表的三司联合调查署，拥有最终解释权，综合了各方利益考虑之后，得出的分配方案，可以当做是朝廷的最终方案，所有涉事官员和衙门，必须要严格遵守。